二、《辽史》、《金史》史表设置的特色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 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但对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 问题上的视野[6]（P18）。元人编撰的《辽史》和《金史》，从内容到体例都可以反映出 这种视野扩大的影响。清代史家全祖望认为：“史之有表，历代不必相沿，要随其时之 所有而作。……辽金（元）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郐以下无讥之列，岂知其中体例，固自有 可采者。”[7]（P363）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说：“《辽史》最简略，……然其体 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 迹亦略备。”[8]（P585-587）全祖望与赵翼是从史书所能容纳内容的角度来评价元人撰 修的《辽史》和《金史》在体例设置上所体现的优越性。元代异族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它对原先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一视同仁，力图用相似的篇幅来记载各民族政权丰富的 历史，自然需要考虑容量的问题。由于蒙古人重视修史，又吸收了汉人撰史过程中的优 良做法，故能在体例方面较好地做到继承与创新。
    然就以《辽史》诸表中最有特色的《属国表》和《部族表》而论，它的意义更重要的 在于它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民族矛盾和民族融合的具体内容及其历史线索。《 辽史·属国表》设置的目的就是要记载辽朝与属国的交往历史，反映高丽、党项、阻卜 、回鹘、新罗、吐蕃、沙陀、铁骊、靺鞨等政权向辽朝朝贡，乃至遥远的大食来使的情况。它又力图真实再现某些政权与辽朝的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如对辽与西夏二者，表中记载了辽太祖天显七年（932年）三月“夏国遣使来贡”；辽兴宗重熙十年（ 1041年）九月“夏国遣使献所俘宋将及生口”，十二年十月“夏人侵掠党项，遣延昌宫 使高家奴问之”，十三年十月“获判命党项侦人射鬼箭，元昊亲执三部酋长来降”。说 明双方之间既有冲突，又有交往；既存在对抗，又保有从属的关系。
    《辽史》于《属国》之外，又置《部族》一表，“诸国所以识其大者，诸部所以识其 小者，大小虽有不同，然但取其有关于一代之故，则某所谓随其时之所有而作之者也。 ”[7]（P365）主要记载对象为腹里部族，如乌古、敌烈、室韦等。该表横格为纪年，纵 格以十二个月为序。从其设置上，可以看出撰史者吸收和继承了司马迁设月表的旨趣， 将其运用于《属国表》中去反映辽政权与各部族的关系，内容详实而又具体。就以辽圣 宗统和二年二月至次年二月（984-985年）表中所列之事为例，统和二年二月“五国隈乌 古部节度使耶律隈洼，以所辖诸部难制请赐诏给剑便宜从事，从之”，三月“划离部人 ，请今后详稳只于当部选授，一以诸部官长惟在得人，诏不允”；三年二月“上阅诸部 籍，以涅剌、乌隈二部额少役重，免之”，八月“乙室奥隈部黍过熟，未获，遣人以助 收刈”，九月“乙室姥隈族部副使进物，术不姑诸部来至近地”。由此可以看出辽政权 对其属下部族统治的内容，相当丰富，如上所举既有对一些部族面临困难时所给予的照 顾政策，又有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而抑制某些部族不恰当要求的果断措施。《辽史·部族 表》将契丹族政权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举措，结束了蒙古草原地带自唐朝末年以来不相 统摄的分散状态，实现了当时北方的局部统一，为元朝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的重 要历史过程作了充分展示，显示了“史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独特魅力。
    《辽史·外戚表》也有重要的价值，它较好地说明了外戚在辽政权组织结构中所占有 的特殊地位：“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 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9]（P1027）契丹政权建立 后，阿保机在即位的第四年（910年）七月，“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 始”，北府以外的部落贵族萧氏从此世为北府宰相，奠定了作为后族的萧氏在辽朝仅次 于耶律氏的特权家族而存在的局面。《辽史·外戚表》将萧氏掌握朝政，与耶律氏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历史面貌作了颇具鲜明的刻画，反映了辽王朝在政治体制上所具有的 特点：既有受汉族先进的制度影响的成分，又保留有氏族社会习俗的残迹。《辽史·游 幸表》里记载的内容也非像一般史家那样把它看成可有可无。“都邑之迁徙，车驾巡幸 之所在，乃史中最要”[3]（P750），更重要的是辽帝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 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因此，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又称四时捺钵。 捺钵是辽代特有的统治方式，《辽史·游幸表》序称：“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 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司 ，尚因其旧。”[9]（P1037）因而辽帝的游幸并非是纯粹的游猎，他们往往带着北面及南 面官系统的契丹及汉人官员随其四游，可以说它是契丹人的游牧习俗和辽政权加强对统 治区域控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运作模式，《辽史》设《游幸表》恰恰 有利于反映那个历史时期政治形态所具有的特点。
    金灭辽后，又灭北宋，其北有鞑靼、蒙古，西有夏，东有高丽，南有南宋，金政权与 上述各政权的斗争和交往是那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内容之一，故《金史》设《交聘表》尤 具独创性，反映撰史者对那个时期历史特点把握的准确，具有较高的历史见识。其序称 ：“金人出于高丽，始通好为敌国，后称臣。夏国始称臣，末年为兄弟，于其国自为帝 。宋于金初或以臣礼称‘表’，终以侄礼往复称‘书’。故识其通好与间，有兵争之岁 ，其盛衰大指可观也已。”[10]（P1385）《交聘表》以时间为经，横格为纪年，以不同 政权为纬，纵列宋、夏、高丽，将金与三个政权之间的冲突与交往放在一起综合考察， 线索清楚，史事明晰，充分发挥了史表的功能。比如金与西夏及南宋之间到底是怎么样 的一种关系？以金世宗大定二年至五年（1162-1165年）表中记载之事为例，七月宋主内 禅，十一月金将志宁伐宋，“移书张浚使依皇统旧式通好，浚复书曰谨遣使者至麾下议 之”，十二月“以夏乞兵复宋侵地，遣尚书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大 定四年十一月，宋将与忠义“约世为侄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并以宋书副本来 上，和议始定”；十二月夏使“上章奏告乞免徵索正隆末年所虏人口”，次年三月又“ 奏告乞免索正隆人口，许之”，可见三方的利益与矛盾纠葛在一起。通过史表比较有利 于将他们之间折冲樽俎的复杂关系反映出来，尤其是可以看出西夏的处境和对策的特别 之处，因为西夏是个小国，但在宋金对峙中往往能够从二者手中牟取自身的利益，故它 有时站在金一方对付南宋，有时又与金发生对抗。直到金世宗即位后，金政权对西夏采 取和平相处的政策，严守君臣之体，此后双方才基本保持良好的盟友关系。可见，《交 聘表》的设置适应史家客观、全面地反映历史原貌的需求，赵翼就说：“《金史》特立 《交聘表》，凡与宋交涉之事，一览了如”[8]（P585-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