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谷城的学术创新
周谷城是一位广收博采、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的研究广泛涉及历史学、政治学、哲 学、社会学、美学等领域,而且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他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学术创新 、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深为学术界所敬重。 一 周谷城在我国理论界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提出史学应该 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和方法论,并且还应该有一个层次更高的历史哲学。为此,他提出了 自己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历史完形论”。所谓“完形”,是指历史自身要“完整 ”,要有“全面、完整”的形态。其“历史完形论”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他认为史料 史观非历史。史料是历史片断,二者的关系是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 国史学界,旧史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乾嘉考据方法仍很盛行,甚至被许多学者看作是 历史学家的看家本领和“真正学问”,就连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著名新派学者蔡元培都 认为“史学本是史料学”。周谷城却很不赞同这种观点和治史方法。同时他又批评有些 人企图用史观代替历史的另一种倾向,指出史观也非历史自身,而只是对历史的一些看 法。第二,他对历史上几种体裁的史书进行了批评,指出它们最大的不足是破坏了历史 的完整统一。如以人物为重心的纪传体“常将完整之事分散,述于不同的《纪》或《传 》之中”,又“常将同一时期同作一事之人不予合并叙述”;在以年代为重心的编年体 史书中,“每一件完整之事,零碎的分书于数年乃至数十年之中,以致完整性全被破坏 ”;以事情为重心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则存在着“事情与事情或篇与篇间之没有联系”的 毛病。因此,他认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各体都把本来完整的人类历史活动搞得支离 破碎,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不适于用来编纂通史。第三,历史应以“人类过去 活动之自身为对象”。如果要写出一部“完形”之史,他认为必须要以下列几个标准为 必要条件:“选材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以说明史事为标准”,“标题以符合内 容为标准”。[1]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构成了他史学理论的主轴,他以后的许多理 论都与之一脉相承。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上半期,中国哲学界进行了一场关于逻辑问题的论争 。这场论争实际上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有关论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20世纪30年代,潘梓 年试图以“方法论”与“技术论”来解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确立形式逻辑 的技术(应用)地位。而50年代,周谷城则以“主从说”来解决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 问题,以维护形式逻辑独立的科学地位。周谷城在1956年2月号的《新建设》发表了《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学术大讨论。他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提出了颇为重要的逻辑思想:形式逻辑既不同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也不是同一系列 的学问;形式逻辑只是研究推论形式的科学,它不管内容,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辩 证法指挥我们获得,形式逻辑则帮助我们进行推论,前者是主,后者是从,二者却时刻 不能分离。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苏联和中国,从前全盘否定形式逻辑的具体论点几乎全 都保留下来,成为形式逻辑是初等逻辑、辩证法(或辩证逻辑)是高等逻辑的论据。周谷 城的观点,对当时国内和前苏联盛行的逻辑观点是一种公开的挑战。 1962年,周谷城又在《新建设》第12期发表了《文艺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比较系 统地论述了他的文艺理论观。在这篇文章中,周谷城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为“无差 别境界”或“没有矛盾的境界”,一为“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论的提出 ,周谷城认为是反对艺术创作无冲突论的。“无差别境界,不仅没有艺术创作,而且没 有一切创作的活动可言。”当时反对周谷城“无差别境界”论的人却把上述用意搁置一 边,专门来谈“无差别境界”或不矛盾的本身到底有没有。周谷城认为这种讨论也是可 以的,他明确指出,不矛盾的境界是有的,并且普遍存在。如解完一道数学题后,感到 心情舒畅。打了一次大胜仗,随即开庆祝会等,都是矛盾解决之后,不矛盾随之而来的 实例。周谷城提出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即是指不同阶级不同个人思想意识的统一整 体。“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 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在奴隶制社会里,生产力比以前大大进步了 ,社会分裂成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同阶级,压迫与被压迫的不同阶级。随着阶级出现的 有国家制度。这时的人,除了与自然作斗争外,尚有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民族与民族的 斗争。所有这些,又形成较前此更为复杂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更复杂的奴隶制社会的 时代精神。……因此,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 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感精神虽是统一的 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一个社会不同阶级 的思想构成对立斗争的统一整体,又由不同阶级不同个人分别反映出来。其“时代精神 汇合”论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当时思想领域的时代病。周谷城对文艺创作理 论的新见解,又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 左”的倾向愈演愈烈,经济上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政治 上要兴无灭资,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使纯而又纯的革命精神 成为时代精神。面对如此形势,周谷城敢于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这充分显示了他 的睿智和理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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