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各个学科领域都应共同关切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学科内容和性质，又决定 了文史哲等学科与这一问题的关系尤为密切。在科学与人文的张力未见缓解的今天，从 不同角度彰显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并非矫情之举。然而，据笔者所见，史学界对此的探 讨，似乎不能尽如人意，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出现了不应有的迟钝或漠然。表现为见于重 要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偏少，在一些颇具影响的相关笔谈和学术讨论中，史家应者寥 寥等。有鉴于此，史学界应该认真思考：史学在人文精神这一事关人类健康、全面和自 由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才能够不至于辱没 学科使命？
    一、人文关怀：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人文精神的含义，学术界迄今尚无统一界说。笔者倾向于这种表述：所谓人文精 神，是人文主义学者或人文群体，在其文化学术研究中所表达的一种与正统宗教神学相 颉颃的世俗人文主义文化理想和价值精神，是各种人文观念和含摄于各种人文制度中的 精神特质。（注：万俊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统本色与现代意义》，《浙江社会科学 》1998年第1期。）“人文精神是人类以文明之道化成天下的生命大智慧。这种生命的大 智慧，是文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基石。”（注：欧阳友权：《培育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 》，《光明日报》1999年3月8日。）如此阐释，充分肯定了人文精神与神道、宗教相对 立的人的理性觉醒和人性、人道的意义。
    按诸上述理解，中国史学中无疑浸透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从史学初兴到其发展成熟， 在历史观念上有一个基本趋势，即逐步摆脱“天命”决定人事的思想束缚，从人事的角 度审视社会现象和自身命运。尤为可贵的是，虽然他们立足于现实社会，力戒宗教玄谈 ，但始终在终极意义上关心道德人格的完善。《春秋》之作，“微而显，志而晦，婉而 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注：吴汝纶评译：《左传》，卷八《成公十四年 》。）司马迁撰《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班固：《司马迁传 》，《汉书》卷六十二，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第2735页。）所谓“究天人之际” ，主要体现在该书区分天人，关注人事，反对祈神拜天，强调成败在人等方面。刘知几 认为，上乘的史学著作应该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注：浦起龙：《辨职》，《史 通通释》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鉴 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注：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版，第9608页。）诸 如此类，无不洋溢着深切的人文情怀。
    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任何时代的史家，都应根据社会需求，深入发掘和重新阐释浩瀚 史库中的人文精神资源，用以资鉴社会，指导人生。而在社会巨变时期，史学弘扬人文 之功能更需大力彰显。在这方面，一些前辈史家曾为我们率先垂范，如章太炎努力发掘 蕴于历史文化中的“国粹”，借以保存国性；钱穆继承和发扬孔子《春秋》传统，在史 学领域创建现代新儒学，在发掘人文精神方面独辟蹊径等。
    史学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修养，可以为人生定位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它将人类累代的 人生思考和成败得失呈现给世人，为其提炼新的人文精神提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史 学在人文关怀方面，的确有其独到的优势，比如在价值变迁的研究方面，就仍有亟待开 发的潜力。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迁脉络、原因及其成败得失，是当今史学应该热切关注 的重大课题。以中国近代史为例，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经历了巨大的变动 ，从羞于言利到殖财求富，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从迷信权威到个性解放，从道德理 想主义到道德现实主义……种种变迁，扑朔迷离。其中，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更有发 人深思的教训，蕴藏着丰富而宝贵的人文精神建设资源。
    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原有的社会道德、理想追求与多样化的现实 生活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改革实践的深化使人们渐渐意识到，一味压抑或简单否弃某 些世俗价值的追求，无助于解决迭次出现的价值危机和价值冲突。近代先哲们关于价值 问题的充满睿智的思考启示我们：立足社会现实，关切人生问题，参酌古今、融汇中外 ，建立适合复杂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新型价值体系，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价值问题渐次受到了哲学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哲学与史学的分 野过于明确，无论是哲学界，抑或是史学界，都很少有人从两者整合的角度对其进行深 入探索。而史学与哲学等人文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共同关注，或可为缓解现实社会中的价 值危机和冲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导向，提供必要的历史的借鉴。
    二、着力不足：缘自史学研究中的认识局限
    在当今的人文精神探索和构建中，史学的反应不够敏锐，热情不够高昂，以致着力不 足，精品无多。究其原因，主要缘自史学研究中的某些认识局限。具体表现在：
    1.学科意识过于偏狭，史学视域不够开阔。
    多年以来，学术界虽然倡导多学科的交叉与融通，但由于传统习惯、知识结构、操作 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文史哲经等人文社会科学间的学科界限，依然比较森严。笔者以为 ，虽然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方法和观照视角，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 惟其如此，才使学科分野成为必要），但许多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理应作为多学科共同 关注的研究对象，而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亦可以相互融通，以便充分发挥不同学科的优 势，多维多面地促进共性问题的探讨。今天，如果依然有人认为史学研究价值、意义等 关涉人文精神的问题，属于学科僭越行为，那么无论史学，抑或其他学科，都将因前路 日窄而徘徊不前。
    史家对哲学和史学性质的决然区分，使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拒绝了对某些带有形而上性 质问题的关注。如果简单地将哲学与史学的学科特性分别认定为形上思辨和史实的推考 、论析，那么，两者之间的分工协作虽然存在，但有些共性问题很难在同一时空层面上 展开讨论。在此需要明确两点认识：一是必须保持不同学科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 特色；二是各个学科之间应该相互借鉴，尤其在某些共性问题上，更应捐弃此疆彼界之 见，各据所长，共同索解。事实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人类面临的一切当代问题 亦应为史家心所系之。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人为地趋避或慕尚某些问题，必将日益弱 化史学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