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在晚明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看作是晚明史学水平的主要标 志。王世贞，生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卒于万历八年（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史》称他，“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狎主文盟”、“独操柄二十年”。其后，人们多注意他的文学成就，把他作文学家来对待。[1]但王世贞的史才，在他生活的时代已为人所重。陈继儒称“王
    弇州负两司马之才”。[2]为《弇山堂别集》作序的陈文烛奉他为“千秋轶才”，以其“不得一登史馆”为憾事。在当时已出现了“卒为诗文所掩，海内拱璧先生之诗文而莫举其史笔”的情况。[3]今传王世贞的史学作品集中于《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弇山堂别集》、《读书后》和其门人董复表编集的《弇州史料》，这是研究王世贞史学的主要史料。研究王世贞史学较有影响的文章有顾诚的《王世贞的史学》，该文讨论了王世贞“以国史自任”的自觉精神和“史贵直笔”的求真精神，以及他的史学成果对撰修明史的贡献。[4]瞿林东指出王世贞对国史、野史、家史三者朴素的辩证认识是古代史学批评方法论中有深远影响的论述。[5]（P118-124）这些大致是从论述其“求真”精神和对史料的批评态度两方面展开的。本文结合晚明的史学特点，对王世贞的理论成就试作探讨。
    一、论史学范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提起史学范围，自然会注意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史部的作品，但是在 此之外各种文体的文章和史学又是什么关系呢？王世贞是古代史学家中较早重视这一问 题的。他认为在编年、本纪、志、表、世家、列传等正式史体文章之外，一大批其它文 体的文章同样是史学的一部分，明确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这和当时志、 铭、家传等的兴盛是分不开的，王世贞认识到了这一点，“当左、马之世，天下未知有 志铭家传之属……东京而后，以逮六季，始间有之，至于今而极矣”[6]（卷174）他从这 种“至于今而极矣”的情况中进一步看出了它们与史学密切关系，认为它们是史学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王世贞之前，一些史家已开始注意到这类文章的史料价值。宋代史家吕祖谦就是这 样一位史家。他的《宋文鉴》共收入了诗、赋18种文体的文章。收录这类文章的目的， 朱熹说的非常明白“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 ”，[7]可见在当时，人们已不简单将它视为文集，而是关诸一代的史料，只是没有明 确表达出来。到元代苏天爵编《元文类》时，这一目的更明显了。《元文类》共70卷， “网罗放失，采拾名家”，陈旅序称“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 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这样做的目的十 分突出，“是则史官之职也，夫必有取于是也”，[8]“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 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冀史氏”，[9]除了“有补于世 教”的作用外，明确了史官“必有取于是”，“以辅冀史氏”的作用。吕祖谦、苏天爵 已注意到上述文体的文章在反映一代历史上的补充作用，王世贞进一步把它们视为史学 的一部分，他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史学范围更为广泛。
    王世贞一方面受到上述前辈史家认识的启示，一方面则是由于文体发展到明代已经异 常丰富，[10]为他提供了认识的素材。在这种前提下，王世贞提出：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 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 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 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 、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诔、曰悲，史之华也。[11]（ 卷114）
    他说的“史”，不是指客观的历史，而是记述客观历史发展的文献。“天地间无非史 而已”的“史”与章学诚所论“愚之所见，以为盖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为史学”[1 2]（P86）中的“史学”意思相近，都是从“著作之林”的角度出发的。王世贞考察了不 同文体与传统意义上史学不同层次的关系。
    在论经史关系方面，王世贞提出《六经》为史之言理者。他称“六经固理之区薮也” ，[11]（卷57）是说《六经》包含丰富的理。“史之言理者”是说《六经》是史学的一部 分，它们的侧重点是阐释“理”的，同时也表示《六经》中的理是史学中应具备的。这 实际上是对经史关系的认识，无疑也是对前人认识的借鉴。刘知几《史通·六家》将《 尚书》、《春秋》列为史体。宋代出现了“援经入史”的倾向，如吕东莱说，“看《诗 》即是史，史乃是实事”，[13]（卷57）直把《诗》看作史。明中叶王守仁提出：“以事 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 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 异？”又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 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14]这些认识都反映了前人对经史关系的不 同见解，特别是王守仁对王世贞的影响更为直接一点，他自言少年时深受王守仁影响， “余自十四岁从大人所得王文成公文集，读之而昼夜不释卷，至忘寝食，其爱之出于三 苏之上。”[15]（卷4）王守仁说“五经亦史”、“以道言为之经”与王世贞的“史之言 理”如出一辙。王守仁说的“五经亦只是史，史可以明善恶，示训诫”可以看作是对“ 史之言理者”的“理”的一个注解。
    他认为作为“史之正文”的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中的各种文体是撰写史书的基本 形式。这一认识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文体是撰写史书的基本文体。刘知几在《史通· 二体》中已说过，“班荀二体，角力相争，欲废其一，固亦难矣”。王世贞是赞成这一 观点的，但他更偏重于通史。他青年时曾计划模仿《左传》，《史记》“整齐其事与辞 ，勒成二家，以追盲腐”，[6]（卷182）可是终未实现，不过表明了他兴趣所在。在《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中收有他写的大量志、表、世家、列传，“皆为史而史者”，[2]也说明了这些“史之正文”是史书中的正式文体。他写的《哈密志》、《倭志》等是影响较大的“志”，他写的《中山王世家》、《开平歧阳定远王世家》等4篇“世家”和《韩宋颖三国公传》、《浙三大功臣传》等一百多篇人物传，是后来清修《明史》的蓝本。[4]《同姓诸王表》、《高帝功臣公侯伯表》等史表，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16]（卷51）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二是它们是了解过去历史发展的基本史料。他认为“晋氏六季唐末以下”正史的贡献是“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迹若舻列也”，[11]（卷116）正史中的文体是“史之正文”的主要部分，由“史之正文”大致可现以往朝代的轮廓，但“正文”所反映的只是部分文体，此外还有“史之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