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经历和成果
    金冲及先生1930年12月生于上海，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是新 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个领域内取得了不少开拓性成 就。
    1947年，16岁的金先生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不久转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 ）学习。在复旦求学期间，得到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蒋天枢等 诸位名师的教益。他们的教诲与熏陶，对金先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致谭 其骧先生80寿辰的贺信中，金先生深有感触地写道：“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所起的潜 移默化的作用，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时间相隔越久，感受越加深切。它的影响决不仅 仅是传授了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学生心目中树立起一种学术研究的无形标尺，觉得 不如此就根本拿不出手。”学术传统的传承，也许正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实 现的。
    1951年大学毕业后，金先生留校任教。第二年，参加刚建立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工作 。1953年开始独立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共十多年。他的学生不少已成为中国近代 史领域内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1960年起，开始指导研究生。那时，他是复旦大学历史 系教学工作量最大的教师之一。1965年调文化部工作。“文革”期间遭受严重迫害，并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三年。1972年恢复工作后，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19 83年调入中央文献研究室，任研究员，1984年起任室副主任共20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学 术生涯中，金先生时时牢记老师们的教诲，决不轻易地拿出一本自认为不够标尺的著作 。
    1955年，金先生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写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刚刚创刊不到一年的《历史 研究》上，主要是同已名满学界的胡绳先生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文章发表后立即 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1959年，他和胡绳武教授合著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论清末的 立宪运动》。以后两人又合作出版了《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从辛亥革命到五四 运动》。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金先生先后出版《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 山和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 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李富春传》、《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彩 图版），并参与编写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近半篇幅。70岁以后，金 先生又以顽强毅力，利用公余时间撰写出版了《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 及自选集》、《五十年变迁》。目前仍承担着《陈云传》的编写工作。金先生笑称：“ 我的大部分著作是60岁以后完成的。”他的著作多次获得重要的图书奖。其中，《周恩 来传（1898～1949）》和《毛泽东传（1893～1949）》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辛亥革命史稿》获得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祖国大陆1949～1993年孙中山学术研究优 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此外，金先生还在全国主要史学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担 任过电影故事片《周恩来》、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总顾问。
    金先生在本职工作以外，还承担过众多的学术兼职。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第四、 五届副会长、第六届会长，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军事史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届委员，第八、九届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 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名誉顾问，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教授，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纂修领 导小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成员。
    金先生同海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往。他曾先后到日本、美国、俄罗 斯、澳大利亚、西班牙、加拿大、挪威等国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参加学术会议或讲 学；参加第十七、十八、十九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两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98 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半年。
    二、不“等”不“怨”
    金先生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晚清政治、思想、文化史到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 ，都有深入的研究，研究范围涵盖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此外，他在文物出版社工作 十年，对文物、考古研究和中国古代史也有相当的涉猎和修养。
    几十年来，在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时，金先生一直承担着大量行政工作和社 会工作。在复旦大学时，他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 、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未定文稿》主编。在常人看来，这 其中的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是相当忙碌的全职工作，哪有时间搞科研。当时，历史系老 教授周予同先生曾向同学们谈到：“在复旦大学既可以教学，又能够独立研究，再承担 大量繁重的行政工作，只有金冲及一人。”而他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很快引起学界的广 泛关注。那时，史学领域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极少。在196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50周 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同正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戴逸先生被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戏称为 “南金北戴”。直到今年，74岁高龄的金先生仍每天上班九小时，一边担负着大量行政 工作，一边坚持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