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金先生的体会是，要打破两个观念：一个是“等”，总想等到有足够条件、有 集中时间的时候再从事研究；一个是“怨”，抱怨客观方面的困难，抱怨没有时间。其 实，“等”和“怨”都是徒劳无益的，只会白白浪费时间，反而一事无成。唯一的选择 就是不等不怨，自己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他能够抓紧每一点自己可以支配的 零碎时间，专心致志地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金先生常常讲：时间少也有一个好 处，就是格外珍惜时间；时间太多了，也许反会放松自己，让时间轻易流失。他还认为 不仅要珍惜时间，还要有效地利用时间，讲究方法，勤于思考，提高效率，在同样有限 的时间内，力争做更多的事情。
    进行学术研究，选择题目是关键性的一步。写一篇史学论文，首先要对题目反复掂量 。周谷城教授曾对金先生谈到，如果能够提出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文章便已完成了一半 。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提出并解决某个问题。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问题意识”的 意思。对此，金先生的体会是，选题一般要选那些比较重要而前人又没有弄清的问题， 从可靠的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细心分析，力求找到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写一本著作如 果只是叙述，缺少分析，不能回答任何原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不可以算研究工作的。 当然，要确定需要研究的题目并不容易。开始时，要认真地做准备工作，如了解研究现 状，了解资料情况等。此外，选择题目还要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而定，要看自己的研 究能力和知识准备如何，图书资料是否具备。如果不具备，这个题目就没有研究的可能 。所以，无论是长期的研究方向，还是具体的研究题目，通常总要设想几个方案，反复 比较，尽力做出最佳选择。否则，往往会走弯路，或事倍功半。
    金先生最初选择辛亥革命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曾谈到：五十 年代初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觉得自己刚刚跨入史学的门槛，首先还是要把自 己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内的基础打扎实，不要过早地急于钻到一个点里去。金先生真正确 定自己的研究重点是在1960年前后。经过反复思考、比较，最终选定：横向研究辛亥革 命史，纵向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选择前者的原因是，当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关于辛 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又很重要。而辛亥革命史的资料相当丰富，复旦大 学图书馆在这方面的条件良好，特别是保留了不少当时的期刊和报纸，有可能做这方面 的研究。这才下了决心。题目认准了，就要锲而不舍，抓紧时间努力去作。1963年，《 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由于当时“左”的政治气氛越来越 严峻。夏衍要拍电影《秋瑾》，江青就说：怎么今天还要宣传国民党？这种情况下，书 稿自然只能束之高阁。粉碎“四人帮”后，金先生正在北京担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便 和胡绳武教授一起，决心重新把以前的工作再捡起来，着手撰写该书第二至四卷。当时 金先生的本职工作十分繁重，和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两回事，要想兼顾，只能挤自己的业 余时间。白天没有时间，只能利用晚上和星期天看书写作。
    金先生决心在60岁以前完成《辛亥革命史稿》的写作，因为他觉得60岁以前健康大概 是有保证的。如果完不成，拖到60岁以后，万一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写作无法完成，就 会成为终生遗憾。如果60岁以后身体还可以再继续做点研究，就算是额外收获了。金先 生多次说过：在决心下定以后，就得咬紧牙关，坚持做到。“如果走不到，爬也要爬到 。”没有那样一股劲，是很难把一件比较繁重而很花时间的事情办成的。1991年，在金 先生还是60岁的时候，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终于在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出齐。同时 ，他所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也在这时完成。这样，金先生觉得自己这辈子 在历史专业工作大体上说得过去了。由于“文革”的耽误和工作环境的变化，他原定的 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计划已难以完成。但因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却又开辟 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他原先没有预计到的。
    三、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贡献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金先生史学研究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重点，前后凡三十年。金 先生首先围绕着辛亥革命前后的方方面面，撰写了一批优秀论文。他有关辛亥革命史的 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55年发表的《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一文 ，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特点和彼此间的矛盾。1956年发表的论文 《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察和严谨论证，令人信服 地得出它的真正发动者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 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的结论。护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根源生前读到这篇文 章后，亦十分赞赏金先生的观点。正是积累了这样一批坚实的微观研究专题，才有可能 逐步形成他对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变迁的完整认识。15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稿》就 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
    《辛亥革命史稿》在史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将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因而出版不久便获得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此书的特点可以归纳 为以下四点：
    第一，全书论述范围起自甲午战争，止于“二次革命”失败（1894-1913），前后近二十 年。金先生在写作时，力求按照历史发展的程序和阶段性，将政治、军事、经济、思想 文化，与对外关系融合在一起，描述它的演变轨迹，而不是将它们分割成不相关联的几 个主题，乃至于几大块孤立地描述。例如对二十世纪初的《江苏》、《浙江潮》、《湖 北学生界》等留日学生杂志的历史作用，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分别论述，而是将它们在初 创时的内容，拒俄事件和苏报案前后的剧变，以至革命党人纷纷回国从事实际活动后刊 物内容的变化等，依次进行考察，指出它们在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并说明所以产生这 些区别的原因所在。对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作用和影响，更是始终把他们的 思想和行动放在整个局势的逐步演进中进行考察和论述。
    第二，全书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金先生首先是将全 部心力投入研究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包括档案、官书、电文、会议记录，及当时各种报 刊、个人资料和回忆录等等；在史实的认定方面，不受已有论述框架的影响或束缚，作 出独立的判断。例如该书在论述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时，金先生几乎读遍了所有这一时 期的重要期刊，包括革命派、立宪派主办的刊物，力求做到全面、详尽地占有资料。拿 立宪派的刊物来说，卷帙浩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和 国内出版的《预备立宪公会报》等，他都逐期全部读过。因为人们的思想、行动不是孤 立存在的，而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联系在一起。不考察社会群体的思想活动，离 开社会环境去谈思想文化，是说不清问题的。
    第三，全书本末分明，条理清晰，一气呵成。辛亥革命史的著作，包括论文、回忆、 史料集，有近千种之多，但有些是坚持己见、自我发挥，不顾史实与客观条件；有些完 全是像编写教科书，各章节间相互分割，自成段落，缺乏步步紧扣，贯穿全书的内在线 索，且读起来干巴巴的，吸引不住读者。《史稿》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金先生 在写作中尽力把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看，致力于考察作为一场全国规模 的革命运动是怎样发生；如何在它发展过程中展开多方面的活动，并一步步走向高潮； 为什么在武昌首义后能一举推翻满清政府，而中华民国的果实又怎么会落到袁世凯手中 。考察这些问题时，视野虽涉及列强、满清政府、立宪派和其他社会势力的活动，但着 眼点始终在它们同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相互作用，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不使 这些有碍于全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也就是说努力做到一气呵成，把这部150万字的《 史稿》，当作一篇前后相续、紧密结合的长篇论文来写，而且可读性强。
    第四，全书或详或略，各得其宜。对重要关键性的事件，《史稿》不惜笔墨，尽力充 分地描绘当时的时代气氛，人们的复杂心理，种种微妙地影响事态发展的因素等，使读 者对这些事件能有比较具体而真切的了解，如广州黄花岗之役、武昌首义后各省独立的 过程等。金先生在书中的议论大都是经过详细研究史料后的有感而发，避免纯凭主观的 无根之谈或浮泛的空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