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史研究的意义和史学创新
    创新是一个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种学术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体现。金 先生在讨论历史科学如何创新时，首先强调应该搞清历史学到底是怎样一门科学。历史 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不可替代性，这样才能明确历史学创新的真正涵义，使 这种创新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自身的优势和应有的社会作用。
    给历史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有人打过形象的比喻，说历史就是人类的集体记忆、集 体经验。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不少人常有一种错觉，好像什么都是从自己开始的，从现 在开始的，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不再有什么价值。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 发展连续性的问题。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过去的很多因素在今天的现实中还起作用 。历史不只是一个人的记忆，而是无数代人长期共同留下的记忆。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记忆，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就无法理解，更无法很好地处理 它，甚至无法生活下去。在生活中，我们要处理好哪个问题，首先就要了解它过去的历 史。人们交朋友，只知道所交朋友的现状是不够的，如果你要和对方深交，就一定要了 解他的历史情况，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以及他对一些问题的态 度等等。对他了解得越深，就越有把握决定值不值得与他交往，应该如何交往。这仅是 比喻而言。我们所说的历史并不仅限于个人的范围，主要是就群体、国家、民族而言。 中国人不仅要知道本国的历史，而且还要知道世界的历史。
    历史是人类的集体经验。大家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著作就是把人 们过去实践的一次次检验的结果记录下来，汇集在一起，提供给读者。这是一个知识的 宝库。现在，有些人只看重理论而忽视历史。理论作为对事物发展规律所作的概括，无 疑对行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一般说来，它只能告诉你事物共同的基本规律，常常 不得不舍去许多次要的偶然因素。而世间万物多姿多态，非常复杂。只有抽象而笼统的 认识，完全不足以达到对事物的深入了解。理论将事物的一般性原则抽象出来，而把各 个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的东西舍弃掉，只知道这些，容易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 的毛病。实际上，没有个性、没有特殊形态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一个只有书本知识的人 ，往往不懂事物除了有一般规律外，还有许多次要的因素、具体的形态，不仅要研究矛 盾的普遍性，而且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这些规律的人，往往会夸夸其谈，在行 动中脱离实际。所以，对理论、历史、现状中哪一个方面都不能偏废。
    事非经过不知难。历史的作用不光是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具体地描述 各个事物的发展过程。历史现象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它的特殊性，很多看 来是次要的因素，都会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一个有经验的人，一个有丰富历史知识的 人，遇事就知道不能只靠一些抽象的道理去处理，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对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处理。
    历史是不会重复的。现在的、正在发生的情况决不是过去历史的简单再现。人们多一 些历史知识，多了解点历史上的那些成功与失败的事实，就会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做到胸 有成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研究的作用在于“益人神智”。 这句话说得很精辟。历史的确能够增强人的智慧。
    历史学并不要求把所有的人和他们的所有活动都记录下来，这是做不到的。历史学所 着重记录的往往是我们的祖先，包括那些杰出的、有才智的人们面对复杂环境、棘手问 题时所采取的态度与活动，或者是获得成功的经验，或者是遭到失败的教训，为后人留 下借鉴。因此，学习历史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提高整体素 质。
    从大的方面讲，历史经验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像历代关 于治水、治河提出过许多办法，许多措施，至今仍有价值。金先生对此特别指出：各国 的情况、各个时期的情况都不同，首先还是要弄清现实情况，明确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矛 盾，才能对症下药。但如果我们多一些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就会更成熟 、更顺利。懂得历史经验的人处理问题，比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是大不相同的。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金先生指出：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研究的创新对于学术发展至 关重要。历史研究也要重视这个问题。但历史研究的创新要有它的基础，要从历史学的 性质、特点出发，围绕着如何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来展开。历史学重视实证，重视原创 性研究。历史研究首先要沉下心来，钻研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靠具体的、生动的、可靠的事实说话，把宏大的历史场面（包括某些重要的细节）尽可能 再现出来，让人们从中增长智慧，丰富认识。如果丢掉历史学的这个特点而另搞一套， 那就不是历史学的创新了。
    现在不少学者把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 学、文化学等等。这些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历史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手段 更加丰富，这无疑是好事，是很必要的，对历史研究新局面的开拓起了很好的作用。不 少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是可喜的。有人说，研究历史“社会 科学化”了。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把握这个“化”的分寸。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不能离开历史学本身的特性，而把它“化”成其他别的东西。至于把西方某些二三流 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得出的结论或者未必中肯的论断作为依据， 套在自己作品前面，拿中国的具体历史材料为它作注解，形成一种新形式的“以史带论 ”，那就更不足为训了。过分热于“趋时”，而不甘心于长期坚持扎实的基础工作，结 果很快就会“过时”，这样的教训实在是不少的。
    研究历史不仅要借鉴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而且还有必要借鉴、引入某些自然科学 的研究方法。现在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成就，不仅给人 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而且对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提高思维水平大有裨益，有助 于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以，自然科学每有一个重大突破，人们就常想把它的方法引进到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有 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历史研究如何引进自然科学方法呢？在这方面， 有过经验，也有过不成功的教训。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例，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把 达尔文进化论引入历史学领域，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解释历史，产生所 谓“社会进化论”。这有它合理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还有人输入过西方的社会有 机体论，用生物有机体来比附人类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的各种不同部门和成员就像生 物的不同器官，具有营养、分配和调节等功能。这里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可以给人启发和帮助，但不能简单套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 比，有自己的特点。历史研究者要密切关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 ，但是决不能离开历史学本身的特点而生搬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