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代人应该研究当代史
    1981年起，金先生先是借调、以后正式转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主要负责研究、撰 写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生平、传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近代史 、民国史，扩展到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使他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二十世 纪中国历史。中央文献研究室有一个十分优越的工作条件，就是保存着数量极大的有关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档案资料，并且得 到中央档案馆的充分支持。
    在最近四分之一的世纪中，金先生主编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袖 传记，不仅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肯定，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其中多部著作不仅在国内发行数十万册，还被翻译成英、日文和中文繁体字版在海外 发行。
    金先生在文献室工作之初，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当代人是否能够写好当代史。那 时常常听到一种议论：“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只有留给后人去写。”这种说法相当流 行，以致本来有志于此的学者想一想，也踌躇起来，或者望而却步，不敢轻于一试。如 果要批评这种看法一点根据都没有，那也难说。它确实有几条理由：有些历史事件的意 义和影响，时间相隔得久些，反倒看得更清楚些；有些重要史料，常常在以后的日子里 陆续发现或公布，当时人未必都能看到；人们对历史也不断会有新的认识；而讲的更多 的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总难免遇到一些忌讳，有的事一时还不便在历史论著中公开地发 表。这些都是事实，套用一句常用的词，对当代的历史研究者说来，这也是一种“时代 局限性”。
    但反过来又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难道后代人就没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了？难道只 有他们的论述才是真实可靠的？显然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人没有在他准备论述的 那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生活过，无法直接观察客观事物呈现出来的如此众多的侧面和 复杂的演变过程。他们进行研究的依据，主要是以往留下的一点文字资料，或者再加上 一些实物资料，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做出判断和论述。这里自然不乏真知灼见，可是 也难免存在弱点。对此，金先生指出：
    第一，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包括当时的时代气氛、社会心态、风俗习尚，以至不同人 群中的复杂心理，他们对某一事物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前后变化轨迹等等，未必都能在文 字资料中保存下来。有时候，越是普遍存在而被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反而容易被视为 不言自明而没有人把它专门记录下来，或者只是语焉不详地随便提到，并不引人注意。 就是做了详细记录的文字资料，是否都同事实相符，是否有当时人有意的掩盖，以至曲 笔，同那时代相隔较远的后人要做出准确的判断，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第二，后人所生活的环境会有巨大变化，而人们通常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理解或判 断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和事实，以为事情应当就像他所想象的那样，这中间容易 产生巨大的误差，正如一个从来没有到过国外的人要去详细议论国外的事情，在熟悉情 况的人听起来，有时就觉得隔靴搔痒或似是而非。即便对当年留下的一些文字记载，由 于时代的隔膜，能否正确地理解它也还难说。
    金先生常引用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柏格森以巴黎凯旋 门为例，说如果给你一百张凯旋门的照片，包括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远景、近景、全景、 局部和各种细部，你看了仍未必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到凯旋门面前站五分钟，你 就会顿时懂得它了。柏格森哲学中过于强调人的直觉而贬低或排斥人的理性分析，这自 然是他的偏颇之处，但这个例子仍可以给人以很大的启发。过去留下的种种史料，有如 使人看到一百张凯旋门的各式各样照片，而历史研究者面对的问题要麻烦得多：凯旋门 前还有可能去重新站上五分钟，后人对早已逝去的历史却无法再到当时的环境中去重新 过上五分钟。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有时就难说了。后代对前人历史的议论，自由倒很自 由，可以没有什么忌讳，不受多少束缚，但往往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容易有太多的主观 随意性。这对后人来说，是否也是一种“时代局限性”呢？
    作了这一番比较后，金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各有 各的“时代局限性”。同时，当代人和后代人所写的历史，又各有各的优点。对此，金 先生又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据说世界上的拿破仑传记，重要一点的有上 千种，人们决不可能把它读遍，一般是挑两头来读：一种是最早的，一种是最新的。最 早的大体上是同时或时代相近的人写的，读起来觉得比较真实而亲切。最新的则可能反 映出近两百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于在这两头中间的大量传记，一般人就顾不上再 去看它，除非其中真有格外杰出的名著。这说明，在历史撰述中当代人和后人各有各的 责任，各有各的存在价值，相互不能替代。因为常有人非议当代人写当代史，对此，金 先生表示：“我想再极而言之地说几句。在上述两种历史著作中，‘最新的’是不断变 动的，今天是最新的，过多少年就不再是最新的了，又有更新的作品去代替它。可是， ‘最早的’却是不变的，它所特有的那种价值始终存在，除非有久经湮没的更早而更有 价值的著作被重新发现。”
    因此，金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工作者中有一部分人把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亲眼 看到或直接听到过的历史（这也算是“所见世”、“所闻世”和一部分“所传闻世”吧） 在经过严肃研究后写下来，实在是一种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不必有那么多顾虑。至于 总结较近的历史经验所独有的重大现实意义，就不消再去多做解释了。历史终究是已经 过去的事，真正在一时还不便公开发表的内容其实也很有限，如果深入作了研究以后， 就会发现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有那么多。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金先生在研究当代史的过程中，还格外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征 集和运用。仅以金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8）》一书为例，这部书不仅是第一 部主要依靠大量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原始档案写成的党史著作，而且在研究过程中，金先 生先后访问过一百多位同周恩来有过比较多直接接触的人。他们所谈的内容，常常可以 补充许多留存下来的文字记载中没有见到过的事情。而且每次访问前，他一定要做好充 分的准备，不仅要了解现有文字记载中还有哪些重要问题没有说到或使人存在疑问，做 到心中有数，更要针对被访问人的身份、背景，提出问题，把它弄清楚，这样的访问收 获才会更大。由于被访问者都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即使他们所谈的内容在原 有的文字记载中都说过，但他们在叙述时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他们认为哪些事实是具有 关键意义的、他们对这件事实同那件事实之间有什么联系的理解，也常常能给研究者很 大的启示。这往往是没有这种亲身经历的人，单从前人的文字记载中未必都能准确把握 的。这是口述历史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一个 有利条件，而这是后人无法做到的。
    金先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当代人是可以研究好当代史的。但他时刻提醒着自己 ，当代人毕竟还有他的“时代局限性”，这是客观事实，决不能以为只有自己写的著作 才是最好的，甚至以为这就是“千古定论”，决没有那回事。许多重要的历史课题，往 往后人还会一遍又一遍地去重新研究它，写出新的著作来，并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当代人 的研究成果，但肯定也有许多方面不如当代人所写的。因此绝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 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