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理论之影响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点，扩大了人们对史学范围的认识，从而也促进了对史学 和史料关系认识的深入。王世贞门人董复表编辑他的文章，名为《弇州史料》，直用“史料”二字，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不多见的。陈继儒进一步解释了“史料”的重要性，“唐郑惟忠尝云自古文人多而史才少，予谓史非乏才也，史之难难于料耳，史才无料，如良贾不掺金，大匠不储材”，[2]强调没有史料就没有“史”。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当时的史学风气。稍晚的吕坤提出“史在天地间，如形之影”，[24]和王世贞的认识有相近之处。焦竑的《玉堂丛语》“自金匮石室典册高文，而博采于稗官野史之余论”，[25]《国朝献征录》“取累朝训录及海内碑铭志状表传之属尽录之”，[26]同样与王世贞的认识有相似之处。这些思想与作法与王世贞开风气之先是分不开的。
    对三史的重视，贯穿于王世贞的史学活动中。他编写了大量的“世家”和“列传”， 还收集野史，“时时从人间抄得之，因集为一书，凡一百卷，曰明野史汇”。[11]（卷7 1）他收集家乘铭状，不仅收录“名公大夫铭传状”，对“武牟中珰之贵重者与布衣之贤者”[11]（卷71）的家传亦加收录，编为《皇朝名臣琬琰录》一百卷。李维桢称该书“上自王侯将相，下逮四民女妇，状表志传家乘地志丛谈杂记及实录所收，巨细精粗，捃摭囊括，以备史氏之用”，[27]（卷8）充分肯定了其价值。
    对于三史的态度，黄宗羲和万斯同与王世贞的认识相近。黄宗羲提出“国史取详年月 ，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28]（卷1）在三史排列顺序上，对野史和家史肯 定之处与王世贞如出一辙，只在国史上王世贞的认识更为全面。虽然二人的联系有待进 一步研究，但从黄宗羲多次提到王世贞来看，[29]（卷1）前者受后者影响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对三史关系的论述也极精彩，他说：“长游四方，就故家长 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 为指归。盖《实录》直载其事与言，无可增饰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平心而察 之，则某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 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 所得《实录》者裁之”。[30]（P166）此处说的《实录》指《明实录》，肯定了它“直载 其事与言，无可增饰”，“则某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的长处，也指出“言之发或有 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的地方，这种方法和王世贞是一致的。黄、 万二人的认识进一步证明了王世贞对三史认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王世贞“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思想及对国史、野史和家史三史价值的辩证认识代表 了他的史学理论成就，他在此基础上对明代实录、野史和家史展开了深入的辨析，提出 “避疑”、“救诞”的史料考辨原则，指出：“夫家乘是而疑誉者，吾弗敢摘也，野史 非而疑毁者，吾弗敢救也。其龃龉而两有证者，吾两存之，其拂而核者，吾始从阳秋焉 。鄙人之途听而诞者，纤人之修隙而诬者，则弗敢避矣。”[31]这是针对证据多少而说 的三种情况，没有证据虽“疑誉”、“疑毁”则“弗敢救”，也就是说不轻易修改；证 据不充分，则“两有证者”“两存之”，或是“拂而核者”，“从阳秋焉”；证据确凿 的，则“途听而诞者”，“修隙而诬者”，“弗敢避”，一定要改正过来。这不仅表明 了王世贞的考证完全依靠证据来说话，也确立了他“避疑”，“救诞”、“救诬”的考 史原则。（注：参见拙文《王世贞考辨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史乘考误》就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成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皆能 辨析精核，有裨考证”，“虽征事既多，不无小误……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可以为病 ”。清人夏燮也说“正史（明实录）之受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辨，十之一二耳”。[32]《剑桥中国明代史》也称“王世贞是16世纪的杰出学者和批评的历史著作这个新趋势的富于创造力的代表”。[33]这些观点都对王世贞的理论成就作了较高的评论，同时也说明王世贞的史学成就对晚明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原文参考文献：
    [1]梁若容。王世贞评传[N].国语日报。1979-01-24.
    [2]陈继儒。弇州史料叙[A].王世贞。弇州史料[Z].清刊本。
    [3]董复表。弇州史料引[A].王世贞。弇州史料[Z].清刊本。
    [4]顾诚。王世贞的史学[A].明史研究论丛[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5]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M].北京：中华书局，1994.
    [6]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M].清刊本。
    [7]吕乔年。书太史公编皇朝文鉴始末[A].宋文鉴[M].清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