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23]失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明兴，其治统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于史抑何掩略弗振也。夫金匮石室之閟， 度非草茅所与闻，然往往传之荐绅，云革除靖难之际其笔不能无曲与讳也。输款而美其 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乃至英宪孝之际，秉如椽者，陈庐陵、刘博野、焦泌阳之辈， 往往鸱张其臆，一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责阙供于仁孝之里，诋掠金于 戡定之臣，将何所取衷哉。[11]（卷116）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世贞认为国史“失职”的原因是“人恣”，表现在二方面，一是 言靖难之际事，统治者刻意回护，以致“输款而美其知义，抗节而诬其乞哀”违背了历 史真相。二是修史者个人恣意放纵，缺乏“直笔”精神。他们“往往鸱张其臆”，“一 人而代各贤否，一事而人各是非”，完全依个人“臆想”，摒弃了信史原则。虽然此处 所举陈、刘、焦三人未必尽如此，但这种情况当时该是存在的，王鏊在前面也说实录“ 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国史失职不止这些情况，王世贞接着批评说“翰林臣修实录 已上，取稿草焚之，其草固称焚，往往流传人间，然不过举诸曹之故牍，而翰林先生以 意行之，是非者踵相接也”。[11]（卷71）上面那段话是针对“靖难之际”和“英宪孝之 际”，而此处则是通论实录。一是批评内容“不过举诸曹之故牍”，史料收集面窄，反 映内容不全面。二是批评“翰林先生以意行之，是非者踵相接”，还是说“人恣”。由 于上述这些原因，王世贞认为国史“善蔽真”，当是确论。
    但“蔽真”并不是没有真，因此他不赞成郎瑛那种“今日是无史矣”过于绝对的观点 ，他以朴素辩证的态度来对待国史。他一方面指出国史“人恣”方面的缺陷，一方则肯 定它“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的长处。国史为朝廷组织专人所修，虽有“人恣”的 一面，但却掌握有大批原始材料，“夫金匮石室之閟，度非草茅所与闻”，因此要了解一朝“章典”、“文献”非依靠国史不可，正因如此显示出了它的独特价值。今天人们欲了解有明一代的朝章政典，《明实录》依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正好说明了王世贞这一认识的高明之处。国史的失职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史失求诸野”。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王世贞所说的野史是相对于国史而言的。野史一说唐时已出 现，两宋时较流行，明时则大盛。对野史价值的认识，一直有两派意见。一派以洪迈为 代表，认为野史不可信，“野史杂说，多有得之传闻及好事者缘饰，故类多失实，虽前 辈不能免，而士大夫颇信之”。[20]另一派则以为其有可信的地方，并加以利用。如司 马光的《资治通鉴》曾取材南唐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刘崇远的《金华子》。元代修《金史》时多采用刘祁《归潜志》中的材料。王世贞对野史的认识，对上述两种意见有所取舍。
    他首先批评野史不可信。“野史无虑数十百家。其在朝者，修隙而灭其公是，逞己而 欺其独非。在野者剽一时之耳而遂为目，信它人之舌而用为笔，则又不可信也”，[11] （卷116）在朝者是歪曲是非，在野者则流于轻信，他还进一步分析了野史不可信的三种 情况。一是“挟隙而多诬，其著人非能公平贤者，寄睢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 之类是也”，指作者带有强烈的个人恩怨、爱憎态度，刻意歪曲。二是“轻听而多舛， 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剪胜野闻之类是也”， 作者史料来源有限，道听途说，记载没有考证的事情。这和“剽一时之耳而遂为目”， “信它人之舌而用为笔”的情况相同。三是“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 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座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作者为满足人们好奇心理，故意 追求怪异、荒诞的事情，甚至不惜杜撰“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造成不可信。王世 贞进一步指出，由于三种情况不同，它们造成对野史真实性辨别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 “其为弊均然而其所由弊异也，舛诞者无我，诬者有我，无我者使人创闻而易辨，有我 者使人轻入而难格”，[11]（卷71）这无疑对人们考察野史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虽然野史存在那么多不可信的地方，但王世贞没有对它们全盘否定，依然看到了“其 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的长处。这是相对于国史不足的地方说的，国史缺陷有“其笔 不能无曲与讳”，撰者“鸱张其臆”，“以意为之，是非者踵相接”，即缺乏是非，而 野史由于撰者较少顾忌，反而能写出一些问题的真相。今天来看野史对国史的作用不仅 如此，它在体裁上丰富了史学的表现形式，在内容上则以涉及面宽补充了国史无法记载 的内容。
    “家史人谀而善溢真”。他批评明代家乘铭状为“谀枯骨谒金言耳”，[23]并说：“ 家乘稍具生卒世系迁转履历而已，要之，无非谀墓者，改事之非而称是，略人之美而归 己，则又不可信也”，[11]（卷116）这已不是自夸，而是弄虚作假。由于撰写人的地位 不同，家史存在的问题也是有差异的，“诸琬琰所载谀墓之辞，亡非贤者大要以信，或 子孙差高下耳；而稗官小乘类出仙人畸畯手修，怨之音与耳传之讹半之”。[11]（卷71）琬琰多是豪门家史，注重树碑立传，以宣扬家族显赫；稗官小乘多载怨言和传 闻。基于这些批评，王世贞认为“家史人谀而善溢真”，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它们“赞宗 阀，表官绩”的长处。王世贞以为家史包括志铭传状等，而这一类文章的基本要求就是 记述人物生平、官爵等，在“史之变文”处已有论述，它们是史学的一部分。
    由于这种深刻的批评，王世贞认识到三史各自的缺陷与价值，进一步指出“国以草创 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11]（卷71）实是对三史关系的进一步说明，国史是根 本，野史和家史是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