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谷城的学术创新，不仅体现在他提出的理论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的一些著述中。周 谷城早年曾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写出了《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 《中国社会之现状》三书，即后来由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论》上下册。他认为 ，“中国社会是一个以统治阶级利用知识分子作工具的统治人民的三重结构的社会”， 中国社会结构是不平等的。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充满着斗争。三重结构的社 会是中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遗产，而在近几十年内，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发 生了变化，渐渐有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结构，中国社会“快要由静的社会变到动的社会” [2]。他在探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矛盾运动及导致的变化时，非常重视社会结构 中各要素的互动关系，颇能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有学者认为“周氏之作是我国早 期社会结构史研究的代表作。”[3]在这部书的《变化篇》、《现状篇》中，周谷城还 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变动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说这是他“努力运用马克思学说从动的史 事中寻出近代中国数十年变动所依据的基础的一次有益尝试。”[4]
    周谷城不仅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在通史著述上也做出了拓荒性贡献 。上个世纪初，自夏曾佑的章节体《中国古代史》面世以来，史家们纷纷关注通史，其 中以周谷城在通史领域的成绩最为卓著。1939年，他的《中国通史》出版；1949年，他 的《世界通史》面世，成为我国当代唯一以一人之力著成两部通史的史家，而且这两部 史书均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其《中国通史》以风格独特和学术见解新颖而见长，在当 时影响很大，此后一直畅销不衰，前后共印行了21次，发行100万册以上，影响及至香 港、澳门、台湾、新加坡、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足见其学术影响。“东汉封建说 ”是周谷城在该书中对中国古史分期的新见解。周谷城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新莽9 年，从而首创了我国古代历史分期中的东汉封建说。周谷城以世界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 历史，根据全局决定部分的道理，同一系列的世界各国在分期上应有共同点，作为世界 的一员，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周谷城基于对宏观历史的把握，通过对中外历史分期的比 较、研究得出的结论，因而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此外，周谷城在该书中提出的独 特见解还有许多，如实事求是地评价历代农民起义和历史人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各朝代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发展的眼光，从文化制度与政治 制度的关系入手对隋唐科举制进行分析与研究；对学术思想史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充 分注意地理环境、天然资源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等等。
    自近代以来，虽然中国通史著作层出不穷，但对世界史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无 论是世界史著作还是有关世界史方面的译著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周谷城的《世 界通史》成为我国解放前仅有的一部世界通史著作，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周谷城《 世界通史》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在编撰结构上有了新的突破。他认为“今日世界通 史的著作，仍是单纯堆砌零碎事件者多，阐明有机组织统一整体者少。现在世界通史有 如百科全书，按目录或索引检查，可以查到个别事情的知识”，而“阅读全书，了解世 界全局或统一整体，则很不易。”[5]因此，他在编写世界通史时，特别注意整体与材 料的统一，力图摆脱传统世界史为个别史之总和的旧框架，而从历史的全局出发，处理 好全局与部分的关系，突出世界历史在发展中各部分的“日趋联系”，综合鸟瞰人类社 会历史发展的全部，以再现客观的历史整体。第二，在编纂内容上突破了“欧洲中心论 ”的藩篱。解放前，在欧美史家独霸世界史坛，而国内一些奴性十足的学者拜倒在西方 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甚至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候，周谷城所著《世界 通史》则高扬以史实为据的科学治史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他认为，在世 界历史进程中，亚非拉也曾一度成为古代文明的发达地区，欧洲并非一直是世界史的中 心所在，它只不过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以后，才成为世界发展的重心。第三，进 化发展的观点贯穿全书。从宇宙的进化，到地球的进化，再到生物的进化，最后才到人 类社会的进化，几者相加，才构成一部完整的人类历史。周谷城这种极为宏观的编写世 界通史的方法，正是我国许多史学工作者所缺乏的。在斯大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过 头批判的消极影响下，我国学者很少甚至不提自然环境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直到把自然环境看成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基本不起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故新 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通史著作从来都不写自然史。其实，这是不符合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 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 约。”[6]
    周谷城在研究中外历史的时候，又致力于中国政治史的探讨，1940年，他的《中国政 治史》出版。这是一部自成体系而有个性的中国政治史专著。它以独特的视角剖析政治 ，既不同于一般专讲治乱兴衰的政治史，也不以叙述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的演变为重点 ，而着力于揭示、分析“每一时代支配政治的主要社会势力”。在周谷城看来，政治现 象实为各种政治势力所造成，因此透过现象看实质，就有必要对造成政治现象千变万化 的人，尤其是构成社会势力的政治团体给予高度重视。对这种研究方法，他自认为“在 中国为初创，即在欧美各国也不多见”。[7]
    三
    综观周谷城一生的学术研究，“创新”是其重要特点。那么，周谷城学术创新的原因 何在？
    （一）独立思考、求新立异。独立思考、求新立异是指考虑问题不随俗，有个人见解， 敢于冒险，独辟新路。周谷城早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就是一个“立异鸣高”的 学生。如他对国文一科非常喜欢，每作一文，总要用许多难识的字，弄得改卷的先生非 翻《辞源》不可。在北京高师读书期间，他回忆说：“我博览群书，社会学、心理学我 读得最多，各派哲学如罗素的、柏格森的、詹姆士的、杜威的、英国席勒的，都涉猎过 不少。但并没有哪一派使我十分满意。”这说明他一边读书，一边在思考，不盲从。他 说他天性喜欢新东西，“自以为读书破万卷，总能自成一家之言。”[8]离开高师后， 周谷城受聘于湖南一师，任师范部英文教员兼教伦理学。他教伦理学，不是照本宣科， 人云亦云，而是自编讲义。他在吸收蔡元培、杜威伦理思想的同时，较好地融进了自己 的研究心得，作了适当发挥，使得他的课深受学生的欢迎。由此为蓝本而撰写的《实验 主义伦理学》一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师范学校的教材发行全国，到1933 年印行了5次。周谷城这种独立思考、求新立异的品格保持了一生。解放后，由他在我 国理论界引发的几场大论争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