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 除友谊会外，工会在组织工人运动、争取工人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集体福利事业。在1895～1904年的10年间，英国100个工会的总支出为1606万英镑，其中就有86％的支出被用于工会的各项福利开支。工会为会员提供的福利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比较齐全，包括失业津贴、疾病津贴、工伤津贴、丧葬津贴、养老津贴以及罢工津贴等。1912年，英国工会用于罢工方面的补贴约占总支出的36％，用于失业方面的津贴约占27％，用于疾病和工伤方面的津贴约占18％，用于养老方面的津贴约占14％，用于丧葬方面的津贴约占10％。（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14～615页）
    ② 消费合作社也是工人的一种福利组织，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的产物。它一般不涉及对成员的救济问题，但其成员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工资外的福利。主要组织形式一般如下：一些人合伙以批发价购买成批的消费品，然后零售给其成员，从而使他们不受中间商的盘剥；或是以参股的形式融资购买，将利润分给协会成员。20年代末合作社的数量开始迅速上升，进入30年代后这种组织约有300个，后来在数量上还有进一步的增加，约有四五百个。（徐滨：《英国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形成与演变》，硕士学位论文（未刊），天津师范大学档案馆，2000年，第41～42页；丁建定：《从济贫到社会保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45页）
    ③ 虽然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已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在1601年通过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建立起济贫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政治干预，但它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是极其有限的：服务质量低劣，救济范围狭窄，大批急需社会救助的穷人得不到应有的救助。而且这种救助更多地带有惩戒、歧视、权宜和随意的性质，是一种惩戒性的救济。济贫救济的接受者不仅要遭受做苦役以及受到济贫院的奚落等惩罚和侮辱，而且还要以丧失个人尊严、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利为代价。1834年新济贫法实施后，更加重了这种“惩贫”的色彩。济贫院被人们称为“穷人的巴士底狱”。很多贫民宁愿不要或少要国家救济，也不愿进入济贫院。再有，济贫法下的济贫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即它以救贫为主，而不是以预防贫困为主。面对随着工业社会发展而来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社会化的社会问题，单单以救济为主的济贫法制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变化的需要，国家所提供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广大劳动者阶层游离于济贫体系的涵盖之外。
    ④ 如在有记载的11世纪，就有自由侍从行会所属的剑桥自由侍从分会约定的相互参加葬礼、困难时互相帮助的行会规则。（B. Thorpe, Diplomatarium Anglicum Aevi Saxonici,1865, p.605.转引自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70页）
    ⑤ 如一些协会只以救济贫困、疾病者为目的，其他事项则不在其干涉范围之内；有的协会（如伦敦的一些木匠和细木匠协会）则只对火灾、劳动工具损失、丧葬等情况的当事人发给正规补助金，对于失业者，则要靠自愿资助。伦敦的帽匠团体不仅设有疾病、葬礼、失业救济金，而且据说还与国内其他城市的帽匠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支持其他非帽匠协会的罢工。协会能够出面就集体雇用、生产管理及工作时间等问题与雇主一方谈判，甚至向罢工工人提供经济支持。出于自身的利益，一些协会禁止未经做过学徒的人入会，并阻止雇主招收过多的学徒，甚至对某项特定工作的使用人数做出规定。如“在泰晤士河畔，在1825年新成立的……伦敦船匠节约会……在要求集体讲价和管理编组问题上曾经同雇主发生过严重的冲突，以致雇主（或某些雇主）拒绝雇佣它的会员。”（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1分册，第271页）由此可见，这些协会组织的活动已经超出了一般友谊会的职能范围和组织目的，具有某些现代工会的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当时友谊会活动的主流，其主流仍然仅是工人自愿建立起来、为自己的成员提供老、弱、病、伤多种津贴的自助、互助组织，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
    ⑥ 1911年《国民保险法》的第一部分涉及医疗保险，于1912年7月生效。它规定在强制交费的基础上为年收入在160英镑以下（1919年扩大范围至250英镑，1942年扩大至420英镑）的工资劳动者（包括文职人员）提供残疾保险。职工生病时，男子每星期领取10先令，女子7.5先令，残废者男女均领取5先令，产假期间每周30先令。此外，实行免费医疗。这笔经费由雇主为每个职工每星期付3便士，男职工自己付4便士，女职工付3便士，国家为每个职工补贴2便士。国家负责保管基金，工会、友谊会和其他所谓的“核准团体”则负责执行。
    ⑦ 黑手党产生于意大利西西里。自古罗马时代直至意大利统一的长时间内，西西里岛一直游离于国家权力的有效统治之外。人们不相信政府，也不愿置身于国家法律的管辖。生活于该岛的大批移民和逃亡者为求自保，或结社互助或接受地方权势--男爵的庇护。这种国家权力的真空导致在1892年之前西西里岛一直处在私人安全体系的时代。特殊的历史传统与近代政治结构的特点，最终促生一种强人领衔下的自救组织--黑手党。它开始于对自己的保护，最后危害及他人，自救组织变成黑社会，成为现代社会上的一颗毒瘤。（李文田、张宓编译：《黑手党》，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22页）
    ⑧ 清代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但此时的中央政府或者说国家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社会对流动的物质设置与心理准备上的双重匮乏，迫使那些常规的流动者寻求和建立一种自我保障的服务系统”以“自救”。青帮的前身漕帮即是当时众多类似组织之一。1786年“叫魂”事件中政府对罗教的摧毁使漕帮的这种自救组织由“罗教”改名为“清门”，由公开转入秘密，并形成自己的网络与势力，活动范围也超出了共济谋生、维持最低生存目标，开始追求更高的利益并走出法律的界限。漕运的结束，加上国家在社会保障与救助领域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青帮走出职业团体，融化到社会之中”，成为真正的“黑社会”。（参阅郑也夫：《秘密社会》，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