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是两面重要的旗帜，伊斯兰教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是两股重要的领导力量，双方在抵抗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上目标一致，相互合作；但在领导权和立国理念上意见相左，互有冲突和争论。最终民族主义占上风，建立了以“潘查希拉”为基础的共和国。
    印尼穆斯林人口约占88％，伊斯兰教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合作与冲突不仅对印尼独立运动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影响到独立后印尼的政治发展。但对这一问题，中国学术界较少研究，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也较深入①。本文主要探讨印尼独立时期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重点在于双方的争论和结果，并分析其根源。
    一伊斯兰教与印尼民族主义的兴起
    印尼民族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是在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激发下兴起的，正如研究印尼民族主义的学者指出，伊斯兰教架起了团结全国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情感桥梁。卡汉认为：“穆罕默德宗教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联合，它是一种内在的象征：反抗外来侵入者和异教的压迫者”[1]。另一个学者冯德麦登在其博士论文《印尼伊斯兰和民族主义的崛起》中认为：“对于建立民族团结和脱离荷兰精英统治者，伊斯兰教是一种最见效的方法，荷属东印度群岛从来没有作为一个语言、文化和历史实体存在过。直到20世纪初始，最后一些地区才屈服于荷兰的统治下。因此，存在不同的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和地理环境，在殖民统治之外，唯一一种普世的占上风的是伊斯兰教。”[2] 因此，伊斯兰教是民族独立运动最有效的动员工具。伊斯兰教联盟是印尼第一个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也是较早的民族主义组织②，该组织在最初致力于通过教育、出版、宣传等方式纯洁伊斯兰，后因有社会主义者的加入，而转向民族独立目标。1917年该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指出，伊斯兰教联盟的目标是达至自治；否认一个民族有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权利；要求取消所有妨碍伊斯兰教发展的规定；反对“罪恶的资本主义”等[3]。该组织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成为印尼早期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组织，“伊斯兰教联盟构成了印尼民族觉悟的中心”[4]。著名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纳席尔（Mohammad Natsir）也曾高度评价伊斯兰教联盟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正是伊斯兰教联盟第一次发起通向民族独立的政治运动，第一次撒播了印尼团结的种子，打破了不同岛屿地区的孤立联系，第一次因共同信念在印尼与非印尼国土外的人士，撒播了兄弟情谊般的种子”[5]。但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在理念上有本质区别，不可能长期合作，以哈支·阿古斯·萨利姆（Agus Salim）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坚持伊斯兰教是联盟的指导思想，最终社会主义者被逐出联盟，这是印尼民族运动史上第一次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分裂，1923年联盟改名为伊斯兰教联盟党。此外，其他伊斯兰现代主义组织也追求民族独立目标。30年代米南加保的印尼穆斯林联盟的思想纲领是“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该党领导指出：“安拉要求我们尽可能努力地为伊斯兰教的利益及宗教发展而工作，但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民族做更多的工作。”[6] 可以说，伊斯兰教为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7年苏加诺和库苏马领导建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该组织是世俗民族主义的代表，后来成为领导印尼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力。自此，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形成两股力量，一个是伊斯兰集团（golongan Islam），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团体（golongan kebangsaan），双方在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前提下进行积极合作，但在斗争目标和立国理念上，尤其在谁占主导地位等问题上双方意见并不一致，展开激烈争论。
    二伊斯兰集团与民族主义关于领导权和立国理念的争论与斗争
    在以苏加诺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看来，伊斯兰教法（沙里阿法）是过时的，“根本不适合于20世纪的东印度”[7]，世俗主义才是未来印尼的方向。苏加诺出身于爪哇的名义穆斯林（Abangan），他的思想来源十分庞杂，既有爪哇神秘主义，也有西方民主思想，他对西方杰出政治家和思想家杰斐逊、华盛顿、林肯、卢梭、伏尔泰、马志尼、加富尔等人的思想和活动钦佩不已，认真钻研[8]。这些不同的思想来源被他以调和的方法溶为自己对印尼民族独立的看法，早在1926年他在《青年印度尼西亚》上发表的《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一文既是他对自己立场的一个声明，也是调和各种思潮的产物。他认为构成印尼民族独立运动各派别的三个主要思想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思想可以在殖民统治情况下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精神--团结的精神[9]。他更倾向于民族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人民的一种信念与意识，它能团结一个团体，一个民族”[10]。尽管他自己曾表白：“如果剖开我的胸膛，观察我的心，各位将看到我的心无非是伊斯兰教的心”[11]，但伊斯兰教从没有内化为他精神追求的一部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J·D·莱格所指出的，苏加诺对伊斯兰教缺乏足够的了解，他对伊斯兰教问题的关心，“自始至终是属于政治上的关心”[12]。因为伊斯兰教是促进印尼民族独立的一支重要力量，苏加诺需要这支力量，但作为世俗民族主义者，他不会让伊斯兰教超越民族主义。
    而在伊斯兰教集团看来，伊斯兰包罗一切，民族主义只能置于伊斯兰的框架之内，萨利姆认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导致人们将国家奉为崇拜对象，降低了人们对安拉的忠诚，因此，他认为，民族主义应该置于“为安拉奉献”这一思想框架之下，这种基本信念应该是伊斯兰教[13]。纳席尔认为苏加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蒙昧（ashabiyah，指前伊斯兰时代），因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狂热，割裂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穆斯林兄弟同胞情谊”，他认为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应定位为忠诚安拉的一部分。正如纳席尔在《伊斯兰捍卫者》一文中指出：“让我们相互真情告白，因为我们各自目标不同，你们寻求为了印尼民族，祖国印尼而争取印尼独立；我们为了安拉和印尼群岛上居民的生命而斗争。”他还认为印尼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应当从属于伊斯兰教，他甚至宣称，“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印尼的民族主义，因为正是伊斯兰教第一次撒播了印尼团结的种子，打破了各个岛屿的孤立状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