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1900～1980）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堪称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贯穿于一生，成就尤为突出。本文拟就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进行考察分析，论证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贡献，总结其逐步地深化和发展的轨迹，以就教于方家。
    一、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辟新径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于1929年，他的研究工作是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紧密相联的，而首先是针对陶希圣的著作而发的。
    当时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非常激烈，且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论战上。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反映。这个时期，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声势浩大，“其动员之广，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正是在这一汹涌发展的潮流下，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不得不改变过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老一套办法，转而尽力去培养和利用各种伪马克思主义流派，企图从内部来破坏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李季、叶青等为代表的“托洛斯基派”。他们围绕中国革命性质这一核心问题，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等方面的论战。在论战中，伪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词句夹裹着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等观点手法，来掩盖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企图以之模糊人们的认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科学分析判断，以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纲领和无产阶级在当时社会革命中的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从各个方面对反、伪马克思主义以有力的回击，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
    哲学思想领域是这次论战核心阵地之一。在论战中，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各派代表展开讨论。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研究者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的《胡适批判》、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日本人渡边秀方的《中国伦理学史》等等，他们都宣称用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同时也增加了马克思主义者揭露其假面具的迫切性和艰巨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吕振羽决定在自己还没有完成《中国社会史》写作之前，重点转入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并提早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在青年中欺骗性最大的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
    吕振羽早在从事古代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就已开始对思想史上的人物、流派、思想进行研究。1929年冬撰成《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发表于《村治月刊》第1卷第11期，初涉思想史研究领域。后在中国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开始对中国思想史作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2]，《墨翟的学说及其劳动思想》[3]，《杨朱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杨朱到邹衍》[4]，《两晋之际的一个农民派的社会科学家--鲍敬言》[5]，《孔丘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孔丘到荀卿》[6]，《老聃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老聃到庄周》[7]等一批关于思想史的论文。1937年6月，正式出版了他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
    吕振羽的这些论文和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总体看法。特别是同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针锋相对，初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全书上起商朝奴隶制时代的神学哲学，下至鸦片战争前夕的魏源、龚自珍的“市民思想”，上下4000年，洋洋40余万言。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理出了三条线索，区分为两大阵营。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史、没落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思想史、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史构成三条发展线索，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组成两大阵营[8]。打破了传统的按学派划分的思想史研究体系，为进一步探索和系统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吕振羽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因此从研究方法上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结合社会经济形态、社会阶级结构以研究社会意识形态，从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出发，探索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他指出，思想“是社会下层基础所反映着的一种意识形态”[2]，要说明周代诸子的思想，先要解释周代的社会。对那些不顾社会情形而对意识形态作任意解脱的所谓“社会主义”、“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予以批判，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相当的排演其历史日程的时候才能发生的，而且在最初也仅是些片断的思想而已。”[2]这是所见他对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最早表述。在他看来，在研究思想史的方法上，“过去的研究者对于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想之流派的分野，都相继的从形式主义出发，而分别为所谓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等，那完全把各种社会思想之存在根基的阶级内容隐蔽了，结果自然连什么也研究不了、说明不了。”五四运动以后，虽然资产阶级学者开始应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但“不幸胡适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出版后，便不能继续下去，已宣布其实验主义的失败。梁启超先生在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素养上，似乎比胡适先生高明些，可惜他也只作了一些断代的零细的研究，而且也是同样的失败了。李石岑先生则自始并没有找出自己的体系来”。“渡边秀方的《中国伦理学史》，却不但把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各流派的本来面目隐蔽着，反一一都被其庸俗化了。”[9]自1927年以后，虽才有人利用新的科学方法来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但不少人只是以新的科学方法相标示，因而其研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如他认为杨东莼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讲话》，第一，由于对中国社会史概念的模糊，所以自始便没有从社会经济的构成与其变动的基础上，从社会诸阶级的构成的基础上去研究历史上各派思想之发生的社会根源与其阶级内容；第二，他虽然想用新的科学方法，可惜自始都不曾跳出经济史观与观念主义的圈子。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等书和叶青《胡适批判》等书，虽然肯从社会经济的构成上去说明各派思想之所以发生的根源，并知从社会各阶级的组成上去说明思想存在的各流派，但可惜他们同样只了解经济的唯物论，把历史上一切存在的运动的东西只是机械地去把握，从而限制他们不能达到完满的正确的结论，因而同样为现象所愚弄，甚至把运动的历史的东西都视作凝固于现象下面的静化的东西[9]（P4）。因此，他说“我们对于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一重要的须要把某一时代的经济结构从而其政治形态放在念头，正确地明了这一时代的生产方法，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在其内部之矛盾的对立性，对立物的统一性--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9]（第一篇a，P2）在这里，吕振羽对当时各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所持方法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肯定其成果，批判其谬误，也揭露了部分研究者的特别居心。
    他坚持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法，指出：“在历史的发展全过程中，不断地由量的变化而引起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又引入量的变化。所谓经常在渐变的过程中，量的变化一达到某种程度，渐变便停止，入于一个飞跃的时代，而发生突变。突变的结局，便是旧质的死灭，新质的代起。代起的新质，又引入新量的发展。同时，在每一次的突变未曾到来之前，在渐变的行程中，也不断地引起部分的突变。在引入那整体的突变时，便是飞跃时代的到来。自然，在这突变中，甚至突变的完成，也依然有部分保留着连续的发展。所以在历史上，在某一阶级支配着的社会的全时期中，在统治阶级的内部也常引起部分的没落和被统治阶级中之部分的代起--尤其是中间阶级之向两级分化。同时新社会出生后，还不能不存留着前代社会的残余，保留其部分的连续发展。这种部分起落的社会的矛盾，常构成这种部分起落的分子之意识形态上的矛盾。”[9]（第一篇a，P2-3）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规律的以上认识无疑是相当准确的。据此，他认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哲学的儒学、道学和佛学，在各自的本质上，虽然贯通全封建时代都是同一的，然而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发展，及其部分的质变，也同样在发展着、变化着。同时，由于其阶级内部各阶层以至阶层内部矛盾的存在，所以同是封建地主的哲学，而有儒学、道学和佛学的区别，在儒学、道学、佛学各自的内部又有其流派的歧异。再由于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有时表现儒、道、佛三者的相互对立，有时表现三者的统一，有时表现儒、道思想的统一与佛学思想的对立。这些虽然只是一方面的例子，但“足表现历史自身的生动性，不是机械般可以把握着的”[9]（P5）。如此，吕振羽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看成是一永久运动变化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量变和突变，扬弃和传承，分歧和渗透，贯穿着互相矛盾、排斥和统一。比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来得更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