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突出的是，此期吕振羽以不小的篇幅论说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关方法论和学风方面的问题。
    在《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不切实研究两周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当时的阶级关系和各个阶级的特性等，是不能对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了解准确的。认为“从全部人类历史看来，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和阶级斗争相适应的。唯物主义常是属于进步和革命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则常是属于保守或反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世界观。”“但这不是说，代表进步和革命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思想家政治上是进步或革命的，在世界观上是没有唯心主义的。”“不能说，在形而上学者的思想中绝不包含辩证法的成分。也不能说，每个辩证法家的思想中毫不杂入形而上学的成分。归根结底，在于何者起主导作用。”这种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是作者在新时期对唯物辩证法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在论说王夫之一文中，针对王夫之历史观问题，指出，“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经典上的原则出发作出结论，而应该从具体的历史出发。”“要分析他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论断如何。”这些客观辩证的认识，脱去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上的仓促感和生疏感，以成熟深刻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在今天对人们认识世界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于学风问题，吕振羽也给予严肃关注，他在《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严正指出：“批判地继承既有的成果，是发展学术研究和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的客观规律，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肃学风所要求的。”他回忆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学术界，很认可当时的学风，认为当时学人很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这样就使后起者或者以后的研究工作，不仅不能掠前人之功和偷懒取巧，而更重要的，还使他们不在已解决了的问题上去重复工作和浪费气力。”从而加速学术发展的进程，“并使后起的研究工作者清楚了解某些学术问题的发展过程和其具体情况。”指出了当时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在有些问题上，“重复了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已论证过或已解决和接近解决的问题，对既有成果的批判与继承还作得不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肃学风也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些论述，对当今学界同样可起到不小的警示作用。
    （二）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出总结
    解放以后，吕振羽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开展对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认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统治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主要是以中国地主阶级传统的儒、道、佛学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及其拼凑起来的形式出现的，一面表现为曾国藩等理学余孽的道统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并以耶稣教、佛教、道教等神学的世间观和宗教迷信作帮腔。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或多或少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倾向的思想流派，主要也都是以传统的儒学、佛学、道学糅合‘西学’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连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及同盟会其他政论家如陈天华等人的思想，“也都有浓厚的传统思想因素和表现形式。”[19]（P439440）“五四”运动后，思想理论战线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思想战线上的战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伪马克思主义有以陶希圣、梅思平为主要代表的“新生命”派，李季为代表的托洛斯基派。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伪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本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工作者“得到锻炼和提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P464）。
    总之，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对其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科学回答，虽然不免有粗疏之感（特别在早期研究中），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开辟之功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其认识在不断的深化。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也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更是他不断接受时代挑战，回答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他所从事的工作，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迎接时代挑战的宏大气魄。其学术工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追求真理性认识不断前进、永不停息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珍视。
    原文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690～691.
    [2]吕振羽。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J].劳动季报（杭州），1934,（2）。
    [3]劳动季报（杭州），1935（4）。
    [4]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2）。
    [5]劳动季报（杭州），1935（5）。
    [6]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3）。
    [7]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