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 一新天地”的“史学革命”，1902年梁氏名篇《新史学》发表。梁启超的《新史学》， 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明确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 开始脱离二千余年的传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把它与 1912年问世的美国现代新史学派的奠基者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作对照，二者史 学思想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在现代美国史坛，鲁滨逊的《新史学》发表后，其门生称此 书在美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称此书为“新史学派”的宣言书。二者在史学 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就此试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世界史学史上，首先提出“新史学”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发表了《新史学 》，基本内容为大家所熟知。《新史学》全书由6篇文章组成，即第一篇《中国之旧史 》，他以整节的篇幅来激烈地批评中国的旧史。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 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 是“霸者的奴隶”。批判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 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 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 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他介绍了 “新史学”的具体含义，并进一步提出要以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第三篇《历史 与人种之关系》，他叙述了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史，把西方强大的民族称为“世界史之 正统”、“世界史的人种”，指出只有世界史的人种才能称雄世界，使全世界受他们的 影响，并助其发达进步。他高度赞扬西方民族的强盛和发达，详细叙述欧美民族从古至 今如何扩张、如何进取、如何以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武力征服世界，结果成为世界史上 的“主人翁”。第四篇《论正统》，他彻底否定了史家正统之辨的意义。借批判旧史学 的“正统论”来彻底否定专制专权的合法性，反对君统，拥护民统，反对专制，提倡民 主。同时主张今后的史学彻底摆脱正统论的束缚。第五篇《论书法》。书法，也就是“ 史笔”，即古代史家在撰写史书过程中，评价史实、褒贬人物的原则及写作方法。他主 张史学应叙述民族的进化，而不是仅仅记述个人的事迹，或褒贬个人的行为。他提出新 史学的书法应当像吉朋的《罗马史》那样，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的优劣，分 析民族强盛或衰亡的原因，使后起之民族读后不无借鉴。第六篇《论纪年》。他反对用 帝王纪年法，而大力提倡用孔子的生日纪年。总括起来看，《新史学》的主要史学思想 如下：第一，批判旧史和旧政治；第二，赋予史学强大的政治功能；第三，规定史学对 象为民族发展史，而且主张新史学为国民而作，今后的新史书要写国民的事迹；第四， 主张历史学应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1912年，鲁滨逊将其历年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结 集出版，题为《新史学》，这部书奠定了他在欧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鲁滨逊的 《新史学》一书由8篇文章构成，各篇虽然自成体系，但“史学革命”的精神贯穿著作 始终。第一篇是说明“新史学”的宗旨和意义。他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 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是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说明现在的问题。因为 惟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第二篇是说明史学观念的变迁。鲁滨逊历数欧洲史 学界从上古时代以来历史观的流变，指出了“新史学”的方向应建立在一种真正意义的 “科学”的历史。第三篇是史学的新同盟军。主要说明“新史学”中的历史学与各种新 学科的关系。他认为历史的进步，必须借助其他新兴学科的帮助。这些具有同盟性质的 学科主要是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第四篇是思想史的回顾。本篇主要通 过对欧洲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思想发展的过程，指出了撰写“思想史”的重要性：“ 要改良社会，必先改变思想，必先明白思想的变迁。”第五篇是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 知识。这里的普通人是指在社会上居大多数的从事工业的工人，当然，这里的历史不再 是那种关注“政治”的历史，而是与工人生活休戚相关的“产业史”。第六篇是罗马的 灭亡。第七篇是1789年的原则。这里的“1789”指的是“法国革命”。按照鲁滨逊的解 释，作为法国革命的“原理”的宪法思想和人权宣言并不是虚构的学说和不切实际的高 谈阔论，而是有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人们应该赞美其昂扬的进步精神而不是 依恋革命的旧制。第八篇是用历史眼光来看保守精神。他认为，以前的历史研究更多地 被守旧的人所利用遮掩了历史发展的光明图景。现在应该破除从过去为指向的历史研究 ，让历史呈现进步的、以未来为取向的光明前景。总括起来说，《新史学》集中反映了 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第一，打破了狭隘的政治史研究和考据的传统，把历史的范围扩大 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第二，用进步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变化，把人类历史看作 一个连续不断的成长过程；第三，用综合和多因素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第四 ，注重历史的社会功用，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
    二
    梁启超和鲁滨逊的史学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而且能作相对应比较的，主要在 以下几个方面：两者都主张批判旧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内容；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 来重新研究历史；都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等等。
    梁启超、鲁滨逊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对以往的旧史学展开 了批判。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他把旧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前者史家不 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 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 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 ，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 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 。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 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只重政治史，简直是帝王的 家谱。“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注：梁启 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只有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成为“国民运动之 资鉴”。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 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 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 道路（注：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史学与民族精神》，第486页，学 苑出版社1999年。）。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 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 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 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 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 》，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明确指出传 统史学只记述政治事实，说的是朝代兴替、军功记录、外交阴谋与宫廷丑闻等，这是一 种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庸俗观念”。他看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传统 史学在内容上将自己限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的范围内的狭隘做法大加批判。“这样做 法的结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不能反映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不符合科学的精神， 往往“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在叙述方法上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旧史学的这些 通病，使人们忘记了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他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 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