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的内容方面，两人的主张是一致的。
    梁氏认为必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主张历史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 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则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 史之范围。”“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夫欲求人群进化 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 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 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2年。）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 。
    鲁氏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 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内。鲁滨逊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 做君主，国家也绝不是人类惟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 、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 许多东西。”（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 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而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他 认为应当抛弃陈旧的英雄史观，克服以往偏重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局限，大大开阔历史学 的视野，注重对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研究。
    在历史观方面，两人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 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 循环观和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 进化。主张近代史家应该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 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 具体表现。
    鲁滨逊声称要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 不断的成长过程，以为这是新史学的“基石”。但鲁滨逊的进化论缺乏辩证的机制，同 前者一样，也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只承认量变，否认质变，承认逐渐进化的发展，却 否认飞跃、革命的变革。这种庸俗进化论在鲁滨逊对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法国大革命这两 个历史事件的论述中表现尤为突出。他还将历史的进步与生物的进化相混淆，这是由于 把作为进化源泉的生物的天赋跟历史中的进步源泉的社会获得物混淆起来而造成的。
    两人都重视历史学的垂训作用。梁氏《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 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旧史家不懂得史 家的可贵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 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 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及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主张要用 历史来启蒙中国人的思想，让国人猛醒，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
    鲁氏十分强调新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过去 ，服务现在，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 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 生的这种最大效用。”在《新史学》第五章《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里，非常详 细地阐明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在方法论上，两者都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梁启超批评昔之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 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 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 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 ”（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2 年。）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 方法，可以帮助历史学进行深入研究。梁启超晚年又发展了《新史学》的观点，著成《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进一步构建了自己的史学方法论体系。
    鲁滨逊主张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 法。“历史是关于重新研究过去文明和关于现代文化起源的科学。因此，要以历史为职 业的人就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 （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 商务印书馆1989年。）在其著作《新史学》第三章《史学的新同盟军》中，他主张寻找 “新同盟军”。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 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历史学的同盟军好 好地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 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 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鲁滨逊的学生哈里·巴恩 斯明确指出：“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如果不具备社会学和行 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各门社会 科学的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记录做出合理的解释”。此外，巴恩斯还要求新史学的 从业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