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63年以前，各欧洲强国在亚洲和非洲仅有一些据点，他们主要占据了美洲各国。1763年以后，他们取得了对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几乎全部非洲的政治控制权。然而在美洲各国，他们所取得的势力远远超出于此。他们利用美洲人口相对稀少的特点，逐渐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洲化。而在亚洲和非洲，还不能做到这点，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众多，并且日益增长。在美洲各国，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欧洲人在种族、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完整地移入了他们的文明。
    这种欧洲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已经增长的生产率，并伴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带来了十九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长，由此也产生了人口压力，解决的办法就是向海外移民。铁路和汽船为此提供了便利。种种迫害也加速着海外移民。150万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间被迫从俄国移住美国就是明证。移民运动的浪潮每隔30年在数量上就有增长。离开欧洲的移民，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总共有14万5千人，五十年代，大约有26万人；到了1900至1910年则达到了最高峰，共有900万人，几乎每年有100万人。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欧洲北部和西部国家，在这之后，主要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国家。大体上，英国移民迁入英属殖民地和美国；意大利移民到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到拉丁美洲；德国移民到美国，也有少数人到阿根廷和巴西。这些移民基本上都进入了美洲和大洋洲，除了一大部分移民流向俄国亚洲部分和一部分移入南非，其结果几乎完成了北美和澳大利亚种族的欧洲化。南美的印第安人试图保持其生存，但最后所剩无几。
    1763年前，欧洲居民大部分居住在这些大陆的沿海地区，但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就跨跃进入了内陆地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需的机器和技术，这样使穿越大陆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从沿海伸延到内地的道路，荒野就不能得到开垦。运河联结着水路，铁路和电报线路跨越各大洲；轮船航行于内河和沿海水域。农业机器能够除掉荒原的野草，速射的来复枪征服了土著居民。
    美洲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欧洲文化的移入。确实，这种文化在迁徙中得到了改变。这种文化被修改了并被吸收了。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与英国不尽相同。拉丁美洲的文化也不是欧洲伊比利亚半岛文化的再版。虽然英国人有时对美国的俚语迷惑不解，法国人也不懂古体的带有法国色彩的加拿大方言土语，但双方的语言本质上是相同的。尽管存在着野营布道会和摩门教信徒，宗教也是相同的。文学、学校、报纸、政府形式，所有这些都可寻根溯源到英国、西班牙、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诚然，美洲和澳大利亚存在着一些非欧洲的文化传统。美洲的黑人仍然保留着非洲背景的残余，幸存的土著居民，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还保持着一种混合文化。不能忽视茫茫荒原的冲击力，这给欧洲的移民和他们的制度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为什么纽约、墨尔本、多伦多与伦敦不同，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与马德里有别，都可以从这些冲击力中得到解释。
    然而，从全球观点来看，相同性远大于不同性。阿拉伯人民在从他们的家乡向东扩张的过程中，向西越过北非到达大西洋。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与阿拉伯半岛文化的差异，远超过美国文化同英国文化或巴西文化与葡萄牙文化的不同。但是，摩洛哥仍被认为，确实它也自我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洲和澳大利亚也是欧洲地区的一部分。
    工业革命不仅主要使美洲和澳大利亚欧洲化，也在亚洲和非洲创造了巨大的殖民体系。在1763年最大的殖民开拓狂潮之后的许多年里，建立殖民帝国的活动继续进行。英国在1815年取得了开普和斯里兰卡，1840年取得新西兰，1842年取得香港，1843年取得纳塔尔。同样，法国在1830至1847年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在1858至1867年夺取了交趾支那，1862年企图在墨西哥建立落脚点但未成功。在1870年之后，“新帝国主义”使得世界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少数几个欧洲大国的附庸。与1870年之后这种建立殖民帝国的巨大浪潮相比，上述这些攫取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活动。
    我们可从对殖民地贪得无厌的欲望中看到新帝国主义和工业革命的紧密联系。这些殖民地将是渐趋增长的工业品的市场。在十九世纪已经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和海外国家很快就为市场而彼此争夺。相互之间筑起关税壁垒。不久，围绕每个工业化国家必须要为它的制造品提供“保护市场”的殖民地问题展开了争论。1898年，美国共和党主席阿尔伯特·J ·伯沃尔基在一群波士顿企业家面前对此发表了一种典型的看法：
    “美国工厂正在制造的产品远远超过了美国人民的需要，美国土地上生产的物品远大于他们的消费能力。命运已经为我们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世界贸易必须也必将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将象自己的母国（英国）已经告诉过我们的那样，取得世界贸易。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建立贸易据点，使之成为美国产品的分发点。我们将使商船充斥于大洋，我们将建立海军以保卫我们的伟大国家。那些自我管理的殖民地将飘扬着我们的旗帜，同我们进行贸易，成为我们的贸易站。”
    工业革命还造成了资本过剩，这更促使一些大国寻求殖民地作为投资场所。资本愈是在国内积聚，所获利润就愈少，也就更需要一个较为有利的海外投资场所。事实上，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已经向国外大量投资。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经向海外投资40亿英镑，占全国总财富的四分之一；法国同期也在国外投资450亿法郎，占全国总财富的六分之一；作为后起者的德国，使用大部分资本进行国内工业发展，但也向国外投资了220-250亿马克，占全国总财富的十五分之一。这样，到1914年，欧洲已经成为世界银行家。在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对外投资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即白人世界。但到十九世纪中期，就转向了非白人和相对不稳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由于几万名小的私人储蓄者和提供资本的大银行团为它们的安全而担忧，因此，他们愿意采用“文明”的管理，最好由他们自己尊重的政府来管理。新帝国主义的投资适合于这些地区的需要。对剩余资本投资的需要则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为满足机器生产而对原料的需求。大部分原料是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这些均来自世界“未开化”地区。在多数情况下，为了取得这些原料的充足来源需要投下很多的资本。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投资常常导致强加的政治控制。
    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并非完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但不能排除工业革命和它的关系。这里，列举其他一些因素来加以说明。首先，为了增强国家的安全必须取得一些战略性的海军基地，如马耳他、新加坡。其次，需要巩固传统的人力资源，如法国在北非。再次是传教士的影响。最后是正在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主要是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自然导致了这样一些观点的出现，即种族优越论，和白人“负担”着统治地球上“低级”有色人种的任务等等。
    这些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学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则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土地掠夺。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中，英帝国增加了425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600万人口；法国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600万人口；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连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也取得了9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人口。由此，形成了地球上一小部分地区统治占有着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奇特而无先例的局面。
    完成工业化的欧洲强国不仅完全取得了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还借口种种原因，统治着那些经济上、军事上不甚发达强大未被吞并的地区。如象中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这些地区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常常受到掠夺、欺侮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虽然欧洲在拉丁美洲的军事行动受到门罗宣言的阻碍，但它业已成为大国经济上的附庸。尽管沙皇统治者有着足够的武装力量阻止外国经济影响的扩展，但俄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着西欧的经济控制。
    这样，我们看到，欧洲的统治不只限于漫长辽阔的殖民帝国范围，而且也扩展到了同样广袤的独立地区。事实上，欧洲的资本投入在独立国家的远比在殖民地的还要多。这些投资通过各种计谋和压力取得了安全保障。诸如派出帮助训练当地武装力量的军事代表团，监督和控制当地财政的财政代表团，取得治外法权，签订不平等条约，使欧洲享有在这些地区居住和经营的特权等。如果需要的话，便采取极端手段，如美国派出海军陆战队，英国使用炮舰。
    为什么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强国的扩张被贴上新帝国主义的标签？帝国主义全然不是什么新东西，如果给它下这样的定义：一些地区、一些国家、一些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直接或间接地统治或控制其他一些地区、国家和民族，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确实如此，罗马就是帝国主义，它征服并统治着欧洲的大部地区和近东数个世纪。在罗马前后，世界各个地区也曾被不同民族征服过。
    但是，使用“新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仍然是恰当的，因为十九世纪后期欧洲的扩张对殖民地和独立地区的冲击力是史无前例的。罗马对它的殖民地只是采取简单、直接的掠夺及征收贡赋等种种剥削方法。这种剥削主要是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并未强烈地影响到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他们一如既往继续生产很多粮食和精巧的工艺品。西欧充满活力的工业主义对非洲、亚洲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形式不可避免的冲击，比人为的政策具有更大的改变力量。这就是说，欧洲的工业资本远比殖民地那种简单的贡赋关系要复杂和更富于扩张。
    （李秋梅译自《全球通史》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