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欧洲近代史的研究与著述，无论在主题的多样化方面，还是在书籍出版的数量方面，都有十分显著的增长。笔者通过查阅1968-1978年间的各种有关期刊杂志上的图书介绍和书评，搜集美国学者研究欧洲史的情况，结果发现美国历史学家在1968-78年之间出版有关1750年以来欧洲历史的著作达2,044部之多。但因为有时难以辨明作者的国籍，书的内容，有的与其他学科交叉，很难断定它是否确属历史类，上述2044部这个数字不可能是十分准确的，仅是粗略的统计。
    这十年出版的著作按研究对象的国别划分，其数量分别是：英国，543（包括苏格兰6，威尔士1）；苏联，311（包括乌克兰9，波罗的海地区5，立陶宛4，拉脱维亚3，白俄罗斯1）；法国，304；德国，231；爱尔兰，50；意大利，45（包括梵蒂冈2）；奥地利，43；西班牙，35；波兰，32；南斯拉夫，28（包括塞尔维亚6，克罗地区5，斯洛文尼亚1，门德内哥罗1）；捷克斯洛伐克，27（包括斯洛伐克3）；匈牙利，27；希腊，17；罗马尼亚，10；保加利亚，7；比利时，6；奥斯曼帝国，6；芬兰，5；荷兰，5；葡萄牙，4；瑞典4；亚美尼亚，3；瑞士，3；丹麦，2；挪威，2；阿尔巴尼亚，1；综合著作，293。
    这些数字显示出一个令人注意的奇特现象，总共只有26本书研究7个较小的西方国家；而另一方面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很受重视，共计482部书籍（包括36部研究跨国问题的欧洲史和东南欧史）探讨了这些国家的问题。许多西方小国显然被美国学术界忽视了。但从总体上看，学术研究的中心依然集中于英、法、德三国，半数以上的著作研究这些国家（还不算那些以上述三国为主要对象的多国史）。
    上述著作按研究内容划分，数目是：政治史总计1,019，包括各国政治404、国际政治211、政治性传记199、军事史144、帝国主义61；文化史总计551，包括理性史203、政治思想体系77、教会与宗教73、科学史62、宣传工具35、文化名人传记30、文学22、影视22、教育17、音乐6、娱乐4；社会史总计323， 包括妇女与家庭56、少数民族52（其中犹太人49，其他3）、工人阶级34、城市社会32、社会名流29、农民21、犯罪及其惩治18、人口统计学17，心理学10（其中5部关于希特勒）、奴隶制度及其废除10、青年9、法律6、一般社会史29；经济史总计134，包括工业、 贸易与金融47、技术18、农业16、综合经济史53。
    上述分类是不完满的，有的书不得不重复计算，有的书（如教科书和论文集）又不能包括在这些类别内。因此这里所列各类书相加的总数与本文前面提到的2,044这个总数是不相符合的。尽管历史研究中出现了新的领域，传统的对于昔日政治的研究仍在出书数量上占据优势。而国别政治史又比国际关系史占先，这是近来美国史学界的趋向，如果倒退三十年，我相信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会显得突出些的。对于军事史，美国史学家历来予以轻视，这是他们最大的偏见之一。上述144部有关军事史的著作，一部分是新闻记者和其他文人所写的通俗性作品，另一部分属于专业性著作的则几乎都是产生于美国的军事部门。
    在文化史领域里，我为教会史和宗教史所占据的显著地位而吃惊（这一点在英国史中尤其突出，研究英国教会史与宗教史的专著不下31部），而史学界一度曾十分关注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问题却几乎完全被冷漠。虽然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已不再是一个“大热门”，但其它的政治思想体系仍继续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马克思主义21，共产主义16，社会主义15，无政府主义4，法西斯主义13）。
    理性史的研究在法国史中的地位与教会史和宗教史在英国史中的地位相近。1968-78年间有59部法国理性史著作问世，其中至少有49部是传记，被作传最多的人物是启蒙思想家：卢梭9，伏尔泰5，孟德斯鸠4，狄德罗3，此外还有萨特的传记5种。传记得宠还见诸科学史，在62部科学史著作中，有33部是传记。 就象理性史的中心是启蒙运动时期一样，科学史的中心是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的生物学，仅达尔文一人就有传记7种。
    在社会史方面，那些本世纪六十年代竭力宣扬“历史自下而上”的人们确实显示了自己的成就，大批研究妇女与家庭、工人阶级、奴隶制度和农民的著作问世就是明证。社会史领域中另一个发展相当快的分支是少数民族史，而对于犹太人历史的研究远远超过任何其他欧洲少数民族史。
    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对英国经济史的重视依然处于首要位置（约占总成果的半数），但在经济史学方法上却有值得注意的转变。戴维·兰德斯的《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750到现代西欧的技术改革与工业发展》（剑桥，1969）可代表那类较老的，描述性的编撰手法；而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的《经济的成熟与企业家的衰落：英国的钢和铁，1870-1913》（坎布里奇，1973），则是那类较新的，反映经济理论的，并用分析的方法撰写的著作的典型。这两种经济史编纂方法上的裂隙并非最近十年才出现。它是因为出自历史部门的人与受雇于经济部门的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而形成的。据我观察，这种隔阂目前仍未改变。
    因为手头材料有限，无法按流派将这2,044部书分类，这里所能做的，是就其主要的形式谈一些印象。看起来，出版有份量和有影响的教科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十年中虽然有不少教科书修订再版，但只有两部全新的综合性欧洲历史教科书问世。与此相反，内容狭细的专著却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量出版。约在1974年后，此趋势始告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