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种非学术性的历史书籍。一种是为迎合一般读者兴趣的，比如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细节的历史书；另一种是为了政治目的旨在攻击东欧国家政权的宣传性历史书。这两类书通常并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美国的欧洲史学家与欧洲当地的史学家是互相影响的，然而对比不同的国家，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美国学者研究英国和德国史的书籍，与这两国学者自己的著作非常近似；类似的问题、类似的方法和相同的观念往往使人难以分辨作者的国籍。
    法国的情况却大不一样，除了两国在史学编纂法传统方面的差异之外，还由于法国学者广泛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或术语，因而在两国学者间造成了一道意识形态上的鸿沟。许多对马克思主义取挑战态度的美国书籍，在法国遭到了抨击。然而，现代史上许多重要问题在法国史学界仍存在很大分歧，因此，罗伯特·帕克斯顿的《维希法国：老卫兵与新秩序》（纽约，1972）以其超然的态度和深刻的见解在法国赢得了赞誉。
    欧洲某些其它国家的史学家，毫不客气地称美国史学家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美国学者既不同这些史学家辩论，也不效法他们的思想观点，而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以自己的观念去探讨这些地区的历史。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强调东欧与巴尔干半岛诸民族的共性，并大量使用人类学和经济学等美国社会科学专业词汇和概念。
    美国研究东欧共产党统治国家的学术成果，大多数即便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至少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是由于官方促进的作用，美国在二战以后对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欧洲国家的研究显著加强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了解敌人”的愿望所引起的。虽然有些学者个人往往同情俄国与其他东欧人，并常常试图缓和“冷战”给双方带来的不信任，但几乎没人接受那种在共产党官方当局正统思想指导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念。
    历史研究时有偏重某些地区的情况，是传统性的。不久以前，美国的欧洲史学家几乎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英国、法国，而对德国和东欧则很少顾及。那时认为，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由的发展。从这个观点出发，英国的政治与经济演化、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自然是关键性的课题。
    一次大战与大萧条，紧接着希特勒上台和二次大战打破了上述的历史观念，新一代的美国学者开始积极地探讨世界上究竟是哪儿出了毛病（在这方面，德国史看来特别关键）；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这方面，以前几乎是未知领域的斯拉夫人欧洲占据着首要位置）。据我的观察，这形成了从1945到大约1965年之间美国欧洲史学者的中心议事日程。这种扩展了视野的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并取得了真正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且与二次大战后美国广泛开展的对外政策相适应。
    随着欧洲国家影响的衰落，研究欧洲历史的理由也趋黯淡。探索亚洲非洲的历史开始对年轻人具有更大的魅力。但已在美国务大学立住脚的欧洲史研究力量此时却从欧洲各国的史学界争论中汲取了活力，他们开始同欧洲当地学者竞争。不过美国学者自己却不再具有共同的中心目标，其研究专题也越来越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无法回答一般人们提出的关于现状的来龙去脉的问题。简而言之，欧洲史研究作为一个职业，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目的。这种情况使美国近来出现的欧洲史学繁荣比较脆弱。
    然而为欧洲历史研究的前途担扰并不是贬低它在七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在跨国研究方面杰罗姆·布卢姆的《欧洲农村中旧秩序的终结》（普林斯顿，1978）是一个好范例，作者把农民解放作为一个全欧洲性的主题来探讨，因而他对每个国家事情的叙述都具有新的含义。涉及更大地理范围的两部著作是：唐纳德·W·特雷德戈尔德的两卷集《西方在俄国与中国：现代的宗教与世俗思想》（剑桥，1973）；和约翰·帕里的《贸易与统治：十八世纪欧洲的海外帝国》（伦敦，1971）。查尔斯·S·梅尔的《资产阶级欧洲的重新铸造：一次大战之后十年中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普林斯顿，1975）解释了经历了大战剧烈震荡之后，为什么西欧主要国家没有爆发革命。而查尔斯·蒂利、路易斯·蒂利与理查德·蒂利合写的《造反的世纪（1830-1930）》（坎布里奇，1975）则是运用社会学的观念与方法，试图找出欧洲社会内部暴力反抗的原因与模式。
    但大多数学术成就是关于某一单个国家历史的著作。下述德国史著作似乎特别值得赞赏：戈登·A·克雷格的《德国（1866-1945）》（纽约，1978）， 和詹姆斯·I·希思的《德国19世纪的自由主义》（芝加哥，1978）。除已提及的法国史著作，尤金·韦伯的《农民成为法国人：法国农村的现代化（1870-1914）》（斯坦福，1976）应受到特别的注意。在俄国史中，尼古拉斯·V·里亚萨诺夫斯基的（一个十字路口：俄国政府与有教养的民众（1801-1855）》（牛津，1976）和罗伯特·C·塔克的《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经历与个性的研究（1879-1929）》（纽约，1973）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研究欧洲各个国家历史的新作通常只着眼于某一个特殊的侧面，涉及面窄，称不上是整个国家的历史。美国自1968年以来出版的英国史著作就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的”历史。尽管如此，阿瑟·马德的五卷集《从“无畏号”战舰到“斯卡帕弗洛”基地：捕捞者时代的皇家海军（1904-1918）》（伦敦和纽约，1961-1970）、斯坦迪什·米查姆的《另一种生活：英国工人阶级（1890-1914）》（坎布里奇，1977）和劳伦斯·斯通主编的《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期的牛津与剑桥》中的第一卷《大学在社会中》（普林斯顿，1974）等著作，在英国史研究中开辟了新途径、增添了新内容。
    其它研究范围较窄但意义却相当广泛的著作有：基思·M·贝克的《孔多塞：从自然哲学到社会数学》（芝加哥，1975）；格雷戈里·L·弗里兹的《俄国的犹太人：十八世纪的教区教士》（坎布里奇，1977）；杰拉尔德·弗尔德曼的《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钢与铁（1916-1923）》（普林斯顿，1977）；罗杰·哈恩的《一种科学研究惯例的分析》（伯克利，1971）；琼·沃拉克·斯科特的《卡尔莫的玻璃工：十九世纪一个法国城市的工匠与政治活动》（坎布里奇，1974）和理查德·斯太茨的《俄国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平等主义，民粹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普林斯顿，1978）等。
    （资料来源：迈克尔·坎曼编：《往昔：当代美国的历史编纂》（康奈尔，1980），第95-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