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懋德（1893-1965），又名咏沂，字用仪，山东历城人。早年留学美国，先后获政治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总统府礼官等职。后辞官从教，历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陆懋德一生，著述颇丰，大致分为四类：一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1923年京华印书局出版的《周秦哲学史》；二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史学方法大纲》和国立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三为中国上古史方面的论述，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多，除1945年西北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印制的《中国上古史》外，还有大量登载在《清华学报》和《学衡》等刊物上的学术文章，如《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2期）等；四为中国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如连载在《学衡》杂志上的《中国文化史》的部分章节便是。这些著述中的很多独到见解，体现了当时相关领域取得的最高水平，故获得时人的赞赏。齐思和在评价《史学方法大纲》时认为“国人自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的书也不少，其中以陆懋德先生的《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为最精。”[1]又如《周秦哲学史》，柳诒徵认为“征引详赡，断制多当，”“陆氏自谓议论必求其平，全书颇能副此宗旨。”[2]（P231）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陆懋德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迄今仍无学者涉足。鉴于斯，本文对陆懋德的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史学宗旨
    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史学新旧之分以来，新旧史学的内涵及其关系一直是近代学人探讨的热点问题。在当时，很多学者认为新旧史学关系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史学与近代西方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而主张二者是对立的。例如，吴贯因认为“古代史裁，衡以今日之学理，既多无足取。然则今后欲昌明史学，其必吐旧纳新，以别辟一蹊径，斯固洞若观火矣。”[3]（P7）又如胡哲敷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受到西方的冲击，“自为一格”的局面开始发生动摇，汗牛充栋的中国史书沦为史料的命运，就连颇有史学见解的刘知幾、章学诚等人“不容易有过于超轶的言论，并且他们的言论，颇多消极的批驳，而少积极的建树，”[4]（P8）尤其是尊奉和迷信神权、相信历史发展是循环的、以作史者的主观成见为指导、以历史为垂训的工具、以英雄和帝王为中心的记载等六项为“不合时代精神”，[4]（P48）急待史界革命将之除去，而代之以独立的、科学的、客观的、进化的、普通及群众的新史学。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陆懋德提出“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5]（自序，P2）的史学宗旨，认为中西史学只存在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差异。
    陆懋德关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成就的评述上。在他看来，中国史学发展悠久，有着辉煌的成就。自《尚书》起，中国史学进入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春秋战国时代，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史著《春秋》出现，它“以政治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这自为上古史学中一大进步。”[6]（P13）到了两汉时期，《尚书》开始有学者进行专门传授，而且司马迁《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以后，中国史学沿着两汉史学的规模继续发展，时有创新，如唐朝杜佑创建了典制体，南宋袁枢创建了纪事本末体，这都在史书的体裁和内容上完善了中国古代史学。这些在客观上造成了“西方史学在一九世纪以前，无以优异于吾国，且其著作亦远不及吾国史籍之丰富”[7]的局面。但自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史学落伍了。即使这样，中国古代史学还是有诸多可取之处的。例如史学方法，“吾国之史学家，虽未列出具体的原则，而其方法可取者亦不少。”[5]（P65）谯周、崔述所采用的求源法，司马彪、刘知幾、钱大昕所采取的比较法，王念孙所采用的归纳法等便是。而且，清代乾嘉考据学中的校勘和辨伪等同于西方史学中的“外考证”，训诂亦接近于西方史学中的“内考证”。同时，中西考证学之间又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例如在确定史料的真伪，及同时代与非同时代等问题上，“吾国之考证家多不及西人之谨严。”并且“西人内考证之范围，实远过于吾国之训诂。盖内考证之学，在吾国学者尚不知注意，惟刘知幾《史通》疑古、惑经、曲笔等篇，略为近之。”[5]（P53）换言之，近代西方史学方法尽管在科学性、精密性及研究成果上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古代史学，但不能因此就说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毫无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学是有许多可供今天借鉴和发扬的观点，只不过它们不易搜讨和梳理而已。
    陆懋德这一治史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前人认识的一种深化。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此学固未为善。”[8]（P206）如果将王国维这一史学无中西论与上述的陆懋德治史主张作一比较，其中不难发现有诸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史学无中西之分，强调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但二人又有一些区别，即陆懋德不仅以古代史学方法合乎现代治史精神的翔实事例验证了中西史学有共通性这一特点，而且还在于他提出“取其长而求其是”这一史学发展原则。今天，虽然凭目前公布的相关材料很难发现陆懋德是否直接受到王国维启发的线索，但可以说明的是，王国维的史学中西论草创在前，陆懋德的再发展在后。王国维提出史学无中西论是在1911年，而此时陆懋德正赴美国留学，至于其明确提出这一治学宗旨则更晚，是在1945年。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陆懋德史学“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是对王国维史学无中西论的一种发展。
    陆懋德关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既看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点和缺点，又指出了中西史学的联系和区别，这就避免了二者的优劣比较，进而为中西史学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但是陆懋德这种治史宗旨的实践仅仅是刚刚起步，其对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亦只是停留在史学方法上，对中国史学理论的独特价值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并且由于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价值的重视不足，对中西历史理论的比较也就基本上没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