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古实践与文献研究并重的史料观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们发掘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和遗迹、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对上古史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如何看待这些地下发掘出来的新材料？陆懋德指出，“凡作史须以搜集材料为先，而材料则有同时代的与非同时代的之分别。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论孔子作春秋史料，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不同。与此正合。上古尚无纪载，吾人欲求其同时代之史料，自当以发现地下实物为要。”[9]（P2）
    然而，既有大量的考古出土实物，又有丰富的传世文献，具体历史研究又要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呢？陆懋德通过分析指出，对于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都不能一味地加以偏重。以传世文献为例，其很多内容还需进一步的考证。譬如《尚书·尧典》，陆懋德根据文法句法，“觉其浅显易读，且不似夏商时代之著作，即如谓其周初著作，亦不相似；”又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及钟鼎文多有十三月或闰月的名词，而《尧典》中亦有闰月之名词，从而最终断定《尧典》“皆非尧舜时期著作”，“大约为周末人所修。”[6]（P4）然而《尧典》的真伪是一问题，而尧舜的有无又是另一问题，其“依然为考古学上之问题，当与禹之有无同一解决，是当有待于地下之发掘而后能断定者也。”[10]（P381）又如陆懋德考证《史记·三代世表》，认为“余昔年颇疑《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多不见于《书经》。然据现时地下发见之殷墟甲骨文字，余又颇能证明汤之祖先子孙，与《史记·殷本纪》所载大半相合。此见太史公作《殷本纪》并非伪造也。盖《史记》于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故为可信。然非发现地下之甲骨文字，余亦不能证明《殷本纪》之为可信也。推之《夏本纪》或亦如是，但惜至今尚无所发现以证明之耳。”[10]（P376）至于正确的态度，陆懋德认为：“于春秋以前之史料，仅以《诗》、《书》、甲骨文、钟鼎文为主，春秋以后之史料，则以左传国语国策为主，以求不失谨严之义。”[9]（P4）换言之，陆懋德主张在文献记载缺乏的时代，古史研究应兼重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而在传世文献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应以文献资料为主，同时又要重视考古材料的作用。
    在上述史料观指导下，陆懋德批判了当时较为流行的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的“古史层累地造成说”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形成了后世学者传诵的古史辨运动。陆懋德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并指出了顾颉刚学说内在的理论缺陷，“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10]（P383）在他看来，“上古史事因文字不详之关系，往往不见于记载而可征于器物”，[10]（P370）“上古事迹本无史册记载，全凭器物证明”，[10]（P371）因此如果一味凭借文字资料，“未必尽合于科学的史学方法矣。”[10]（P371）进而对顾颉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Pre-historic）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仅凭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于此矣。”[10]（P384）他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金毓黻的赞赏，认为“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轻疑，专从故纸堆中，搜求证据，考论古史，固难断其真伪，即从地下发见之简古文字，片断记载，据以判断古史，亦易陷于谬误。如陆氏所论《史记》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可证明其非伪造，此真为卓识伟论，为诸家所不及，持此义以论史，鲜有陷于谬误者矣。”[11]（P439）“顾氏之说出后，辩驳者有之，讥笑者有之，从而赞许者亦有之，然辨论最精者，无过于陆懋德。”[11]（P438）
    陆懋德提出的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并重的观点，是以二者各自存在优缺点为基础，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材料特点而提出的一种史料观。这种史料观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故在当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同，而且至今看来对于目前先秦历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种史料观连同在其指导下从事的具体历史的考证，都没有得到当前学者应有的客观评价。这只能说明当前近代史学史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而非这些理论观点没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物质和心理的解释“参用而不可偏用”
    20世纪前半期，在实证主义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界，对历史解释问题大多采取漠视，或是根本排斥的态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陆懋德作为深受西方实证主义理论影响的一名学者，对此却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观点，而且在《史学方法大纲》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至于陆氏论点，最不容忽略的，是在‘史学’的界定中抬高历史解释身价，以之和一般专业史学研究者特重的历史考证平起平坐。成于1945年尾的《史学方法大纲》长八万言，分五篇，《论解释》一篇所落笔墨（29页）几乎和《论考证》者（31页）相等，就非史观派的方法论而言，实属史无前例。”[12]（P490）在陆懋德看来，历史解释是历史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其内涵是指“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及其已过、现在、与未来之关系。”“在西语谓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即谓‘历史的解释’，吾国所谓‘史论’，日人所谓‘史观’，皆是此意。”[5]（P69）它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历史解释并不是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解释历史之最要的途径，即是推求其原因与结果。”[5]（P72）换言之，诠释历史事实要站在探求其因果关系、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上。其二，历史解释必须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根据其他学科的原理、方法对历史事实进行解读。其三，历史解释不是一种主观的解释，而是一种以史事证据为依据进行的客观的解释。它在性质上与不顾历史事实、随意曲解历史的主观的解释不同，“解释历史最忌先有成见，及由成见以误会史事，及曲解史事。”[5]（P71）其四，历史解释是以人的主观看法为基点，对历史事实进行解释，故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盖考证固为客观的工作，而解释则不能不多少带主观的彩色，此实为无可如何之事。”[5]（P77）
    同时，历史解释的内涵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西方，史观先后经历了神话的解释、天道的解释及哲学的解释三个阶段。19世纪，哲学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方式：“惟心的解释”、“惟物的解释”与“经济的解释”。“惟心的解释”认为人类意志决定历史的变化、发展；“惟物的解释”认为天气、地势、人口、物产等地理条件决定历史变化，以英国人巴克尔为代表；“经济的解释”认为生产关系决定历史变化，以德国人马克思为代表。自20世纪以来，“惟物的解释”和“经济的解释”二者在概念及范畴上虽有区别，“然世人皆已混而不分，至今沿用已久，已不易纠正。”[5]（P81）因此，就目前而言，史观的种类和范围大大收缩了，“现存之历史解释，只余惟心及惟物二大派。”[5]（P81）但这两种历史解释各自有一定的局限性，“意识究竟受何物的限定？惟心派尚无圆满的答复。又如经济究竟受何物的限定？在惟物派亦无圆满的答复。此为现时二派之缺点，无可讳言。”[5]（P83）表现在具体的应用上，“如偏于心理，则流于虚玄论之病。如偏于物质，则流于机械论之病。”[5]（P84）
    那么，该采取何种历史解释呢？陆懋德认为，不能偏重物质的解释和心理的解释中的任何一项，二者应“当参用而不可偏用”。这种综合物质和心理的解释观点，并不是指综合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来从事历史事实的解读。确切地说，这种解释是指利用各种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结合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渊源而言，陆懋德的这种观点来自于绍特维尔。绍特维尔曾指出，“吾人欲解释历史而求其完美，必综合两大原质于一处而后可：一为心理，一为物质。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则历史本身方能有真相毕露之一日。”[13]（P500）但二者又有区别，例如绍特维尔认为历史解释的依据主要在于心理的解释，而物质的解释却是次要的。“吾人所应注意者，即详细分析之后，虽历史上之经济的解释，亦必以非经济为其归宿之点，则可断言。其结果无非使吾人之理智有一定方向，以实现公理与社会及道德之秩序而已。”[13]（P500）陆懋德则承认经济状况的解释为历史解释中的主导因素，“盖历史的变化，甚为复杂。取用任何一种原因，皆不能解释圆满，而经济状况有最大的决定，自当承认。”[5]（P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