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思维与经验编织
    在认识历史的思维之途中，历史经验要成为可理解和可利用的事物，全仰仗历史思维 飞架的桥梁予以沟通。原始经验在思维之外，其自身只是思维给予的一个预设。历史经 验也是如此。预设无处不在，我们当然想借助于某种类似于度量衡的工具来检测历史经 验，为它确定一个单位；另外，我们也想规定，什么种类的经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以 至足以满足历史认识实现其现实目的的要求。但就历史经验的性质而言，我们无法在仍 是预设的层面中做到。同样，我们也无法脱离历史（学）实践的具体情形追究历史经验的 各种规定性。
    从历史认识机制的启动，也即认识目的的确立，到认识目的最终实现或落空，历史经 验都贯穿其中，这一过程值得我们留意。历史思维与历史经验同时产生，进入历史思维 的原始经验不可能保留原初状态。进入是一种由思维引导的活动，即原始经验被编织成 历史经验的活动。历史思维的效用在于按不同的结构、技巧来编织历史经验，它为历史 经验制定组织与形式，后者则提供内容。此外，由于形式与内容的共生状态，二者不能 作二元化的简单区分，它们存在的基础均依赖于对方。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为例，来说明作者在论证全球 史观的过程中，历史思维如何编织历史经验，最终为全球进程的预设赋予一种他自身深 信不疑的实在性。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全球通史》的目的是研究全球而非某个地区，是研究全人类 而非某个种族，他要完成的是一部全面的历史。因此，该著作的叙述中心是全球范围内 的人类。理论上，这种设想如果要想完全实现，就将迫使作者面对整个人类有史以来所 有发生过的原始经验，从中概括出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显然，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 务，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作者强调：“世界历史也不是世界历史上各种文明的总和”， 其研究对象应该是“那些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运动。”[4]（P56）这是一种预设的基调，它 要求读者放弃那种将地区历史简单叠加构成世界历史的方式。我们也注意到，为了满足 新的叙述中心的要求，作者据此确定了新的经验选择标准和边界，即该经验是否造成了 世界性的影响。在此标准之外，仅仅涉及个人或地方的经验由于不具备世界性影响而不 予考虑。那么，我们还可以继续问，判定“世界性影响”的准则又是什么？对这种问题 的回答能看出回答者对世界历史进程与本质的态度，也能体现他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 所感觉到的现实对历史学的要求。
    斯塔夫里阿诺斯相信，我们的时代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一样，也是一个紧张、危险和 恐惧并存的时代。[5]（P899）消除危险与恐惧并增强对未来的希望，这是作者写作、建 构世界历史的根本目的。他指出：“对历史进行全球性探索的方法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 崭新起点。”[4]（P54）超越方法论的意义，作者事实上也设想着使人们改变对世界历史 的看法，接受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以便取代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观带来 的偏执，后者正是导致现实之中焦虑与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一种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通过这条途径，被一种关乎历史认识目的的历史哲学 所制约。确定的历史哲学决定着作者在《全球通史》中的结构安排。按通常的方式而言 ，历史哲学为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提供的是叙述的形式，然而这种形式最终决定着作者 要挑选怎样的一类原始经验，并如何带进历史思维。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全球的格局 决定了本书的结构。”[4]（P60）这句话给读者一种客观的历史实在（全球格局）决定着历 史叙述形式（文本结构）的印象。倘若如此，难道前人所著世界历史注定违背了这种客观 存在的全球格局，因而需要斯塔夫里阿诺斯开创一个崭新的起点吗？恰恰相反，在《全 球通史》中，全球格局正是作者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建立的合理预设。从认识论的层面， 我们能够论证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叙述意图，以及他心目中期待着的读者在阅读《全球通 史》时获得的理想效果，即通过了解全球历史，寻找到消除现时代潜存的危机，使希望 得以实现。《全球通史》之所以必须有意或无意地披上客观性的外衣，或许因为绝大多 数读者还普遍地持有朴素实在论观点，对历史（学）的建构能力尚没有深刻的认识，甚至 连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一旦没有意识到，在他的脑海 里，支持他做出“全球格局”预设的认识能力和概念系统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那 么，他就很容易缺乏对这种认识能力的反思，而将由此得出的产物都视为客观的存在。
    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种“全球格局”的实在性是如何通过历史思维，由被选择的 经验编织而成。
    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描述，全球格局指的是，1500年之前，欧亚大陆的文明是当时 最先进、数千年来对人类发展贡献最大的文明；1500年以后，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务中 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20世纪是西方中心论在学术界遭遇普遍责难的时代，倡导 全球观点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自然不会忽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不过，在他看来，自15 00年以来，“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因此，以西方为中心叙述1500年以 后的全球史是全球格局使然，它符合客观事实的要求，并不违背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 [5]（序言P3-4）因而是一种客观实在。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阐述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我们这些读者长期以来深陷于西方中心 论之中，近代世界历史从来都被描写成围绕着西方的全球扩张、非欧国家与西方世界的 交往，以及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全球传播而发生。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以1500年为界 ，认为世界历史在此之前是多元文化平衡期，之后是西方文明的主导期，这本身是以西 方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与影响程度为尺度在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圈地运动，它接续了 以往以西方作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古代、中世纪、近代这种历史分期的谱系。如果我们 曾经读过其他世界历史或全球史的著作，就能看到，并不只有斯塔夫里阿诺斯这一位作 者强调自己的作品遵循着客观实在的结构。伏尔泰以各民族精神与风俗为核心的世界历 史、黑格尔以理性发展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汤因比以文化生命兴衰为轮回的世界历史等 等，它们都为自己预设了历史自发生成的“实在性格局”。这些格局虽然也是斯塔夫里 阿诺斯反对的，但在分析其产生的认识论范围内，它们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格局 ”具有同质性。进一步的分析将揭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对西方中心论并没有 免疫力，而只是它的一个更为隐蔽的变种。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念世界中，奠定“全球格局”的经验基础是围绕着西方历史的 独特性而夯实的。他认为，由于中国与印度古代文明虽遭蛮族蹂躏，但保存了古代文明 ，而西方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无法复原，这使西方在近代完全摆脱了历史的枷锁，最 终跑到了世界的前列。为了进一步说明西方古典文明的悲惨遭遇，作者还将其还原到西 方比中国自然气候条件差、生产效率低、缺少统一文字及其造成的文化同一性等等。幸 运的西方由于以古典文明的悲剧为代价，获得了技术革命的崭新开端[4]（P322-325）。 如果说“全球格局”具有实在性，那么它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西方历史独特性。这 样我们就要追问，在思维的领域内，西方历史独特性或者说西方例外论与东方历史是一 种什么关系呢？
    诚然，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否则不可能出现不同的文化世界。 只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着意要区分诸个遵照普遍性的非西方世界，与一个独特的西方世界 ，而并非承认每一种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这实质上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结果。皮 亚杰在谈及儿童认识的发展时认为，儿童在一岁到两岁的时期，认识发生了一种哥白尼 革命，即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主体开始把他自己的身体看作是处于一种时空 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宇宙之中的所有客体中的一个。[4]（P24）斯塔夫里阿诺斯无法将西方 历史与其他非西方历史视为性质相同的客体，他也就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 ，这样，我们可以将他对历史文化的认识视作一种前“哥白尼革命”时代的认识。
    进而分析这种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具有独特性的西方历史，作为实在的“全球格局” 最终生成的经验基础，它是历史的实在吗？我们看到，它也非经验的原貌，亦是观念编 织的产物。更为原始的经验似乎应是中国、西方的依据自身气候进行的农业生产，他们 在交流中创造的不同的文字系统，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行政效率，蛮族的入侵及对文明的 破坏，西方在中世纪技术、制度、观念创新，这类经验不胜枚举。根据以上的还原，如 果我们说“全球格局”是某种高度抽象的实在，那么，我们不仅看到了被称为历史经验 的经验具有不同的层次，也明白了那些可能被人们称为实在或经验的事物只不过是更为 原始的经验编织的结果。经验的逐级还原最终将返回到人类目睹耳闻的活动场景，在场 景表现之时，活动正处于成为经验、进入思维、通向历史的门槛。由此可见，斯塔夫里 阿诺斯所看重的“全球格局”是一种经验的构造，一种借助思维由经验编织而成的实在 。
    历史经验与历史实在的关系紧密相连，某一层次的历史实在在构成更高层次的实在时 ，则可以称为历史经验，就如中国的科举制度在斯塔夫里阿诺斯建构“西方历史独特性 ”这一实在之物时，便成了一种用来比较的经验，而相对于构成中国科举制度的诸种经 验来说，它本身又是一种实在。同样，“西方历史独特性”也成了“全球格局”这一最 高实在的经验。为了理解历史经验被编织成历史实在的机制，我们必须返回考察历史思 维的概念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