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同志谈了自己研究区域史的各种体会，其中有许多是共同的体会。把这些共同的东西梳理一下，归纳一下，我觉得不失为是这次会议的思想成果、学术成果。给我印象较深的，似乎有这么几点：
    第一，研究区域史，首先要强调树立特色观念，要着重发现和揭示这个区域同其他区域不同的特色、特殊的个性、特殊的规律性。徐国利同志的文章强调“区域的独特性”，唐力行同志在发言中强调要在比较中探求和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就都是这个意思。例如，安徽这个地方，生态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于别的地区的鲜明的特点，这就使得我们的区域史研究大有用武之地。特别是文化方面，我们这里保存着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出过许多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文化名人，产生过一些著名的学术团体，出现过一些影响全国的文学派别。这些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学术财富。
    第二，要树立全局观念，不能就区域谈区域，把区域史的研究搞成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孤立自在的东西。我很赞成王巍教授“区域史研究必须跳出这一区域”的说法。事实上，区域的活动和发展，决离不开全国的大环境。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地区政权之上都有一个中央政权。中央政权的统治，它所实施的政策，不能不对地区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的变动、文化的发展，也不可能脱离全国的和周围地区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可以这样说，自区域文化形成之时起，各个区域文化之间就存在着互动的现象。所以，2007年社科基金中国史的课题指南中，就准备列入这样一个题目：《古代中国区域文化的互动研究》。研究区域史，如果眼光不离本区域一步，那样思路就不能开阔，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唐力行教授也提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到徽州的偏僻农村和普通农民的生活，所以他强调“区域史研究还是要注意整体性研究”。这个事实也证明了陈谦平教授提出的“区域史研究要有国际化视角”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在国家政权整体运作和制约下发展的，所以，缺乏整体观念，没有全局意识，常常会以偏概全、顾此失彼，是很难真正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史学前辈白寿彝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发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从整个看问题，那才看得清楚，从局部看局部，怎么能看得清楚呢？”
    第三，要有综合观念。区域史是研究区域社会的历史，而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组合而成的。恩格斯说过：“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还说：“下面这个原理，不只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的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性的）都是一个起革命作用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中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了解了与它们相对应的每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把它们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了解。”（《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一封信里，他又强调，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原因，其实，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虽然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为社会的发展开辟着道路。对于社会历史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看法，都要求我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历史的观察。池子华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整体史是区域史研究的终极目标，要避免把历史现象和历史要素“碎片化”。所谓整体史，当然并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的简单相加。史学前辈周一良先生说过：“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既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的。”这里说的整个观察、认识、研究历史的方法，对于区域史来讲当然同样适用。
    第四，要特别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是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联合，很多学术的创新正是通过这个途径实现的。但就历史学来讲，学科的分割正是一个大毛病，而且由来已久，痼疾难改。这种学科的分割，既表现在历史学这一学科的内部，也表现在历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即使是历史学内部各二级学科之间，也往往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说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了。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朱泓教授讲到区域考古要和历史学之外的其他相关学科联合攻关，如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动植物学、环境学等等。不仅区域考古如此，区域史的其他方面同样要这样做，才能够开阔视野、拓展领域，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三、重视文明多样化是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前提
    区域史研究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对文明多样化的深刻认识。从广义来说，不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要承认它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具有重大的原则性意义。
    在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中，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人们议论最多，也是认识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政治家、学者以及各方人士，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内容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在认识上存在许多的歧义甚至尖锐的对立。因此，经济全球化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前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又是如何，需要我们加以特别的关注和专门的讨论。
    有的人期望并且相信，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文化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也有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文化上就不能与“世界主流文化”亦即资本主义文化“格格不入”。毫无疑问，文化同经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为各种异质文化间的接触、联系和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同世界完全隔绝而孤立自在地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文化并不等同于经济和政治，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经济全球化虽然大大加强了国际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合作，但这决不是说，经济全球化必然要削弱乃至泯灭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本质特征，实现文化的趋同，甚至世界文化变成某种文化的一统天下。倒是相反，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恰恰以各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为前提，也就是说，客观上要求文明的多样化。这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就更是如此。马克思曾经生动地论述过精神世界的客观多样性：“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形式存在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同各民族的精神本性和历史传统紧密相联的，其中包括各民族的思想、文字、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等。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只有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才能使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得到可靠的保证。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当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只有各国民族文化以各自特有的色彩争奇斗艳、竞相开放时，世界文明的百花园才能呈现出姹紫嫣红、满园春色的繁荣景象。如果文化只剩下了一种色彩，那只能意味着世界文明的萧条和衰退。那种认为国际间发生“最持久、最暴虐”的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世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尤其是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的所谓“世界文明冲突论”，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曲解，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际上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强烈批评。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48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文明多样化公约》，这件事极具象征意义地反映了世界舆论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单边主义的否定与对抗，以及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同。
    上面讲的是世界文明同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说，情况当然有许多不同。但中华文明同各个地域文明之间，在不少地方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泽民文选》第二卷，231页）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特征，正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人民努力奋斗，共同创造而逐步形成的。中华文明是各个地区文明的综合和融汇贯通，离开了各个地域文明，中华文明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是要抹杀甚至取消区域文明的特点，而是要在发展区域文明的基础上，使之得到进一步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