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4日上午，我们一行六人按照事先约定时间，来到林甘泉先生家中，就“ 古史辨”及其相关问题对林先生做了一次极有意义的访谈。林先生的谈话涉及现代学术 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良多。事后，我们据录音和笔记将访谈内容 整理出来，呈林先生审阅时，又增加了部分内容。现发表出来，以飨关心“古史辨”及 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读者。
    问：林先生，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报刊杂志纷纷对过去100年的学术发展做一番回顾 和总结。“古史辨”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疑古思潮，怀疑古史，考辨伪书，起到了思 想解放的作用。尤其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曾在学术界引 起一场大争论。解放后对“古史辨”的评价起伏很大，直到今天，学术界对“古史辨” 仍有不同看法，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您是如何看待“古史辨”的疑古运动的？
    答：解放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但把它作 为对中国史学起不好作用的学派来批判，好像还没有。1954年后，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 唯心论思想的运动中，顾先生因为和胡适的关系，受到过一些压力。有些学者如童书业 先生，还作了自我批判。现在回过头看，有“左”的东西。当时学术批判运动本身就带 有“左”的倾向，没有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不可能实事求是对待“古史辨”派的学术 成绩。但相对于《食货》而言，对“古史辨”的评价就很不一样。《食货》因为陶希圣 的关系，上纲上线，全盘否定。陶希圣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他先跟汪精卫跑过一阵子， 后来当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写了《中国之命运》。陶希圣的个人问题是他政治态度问题 ，要与其学术分开来讲。我曾经说，陶希圣办《食货》对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好处；另外 ，《食货》也不能一概而论，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他们的学术思想、理论倾 向、政治态度并不完全一样。过去对《食货》评价太片面化，现在应该从整体考虑。这 也涉及到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参加的人很复杂，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 义的论战，有些参加论战的人前后的政治态度、理论倾向都有变化。搞学术史的人要持 一种理性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笼而统之，搞一刀切。
    我觉得对“古史辨”的评价，包括解放以后，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积极的。从政治上来 讲，当初建历史所时，调顾颉刚来，这是中央决定的，是经过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 1953年，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 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和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从中央到科学院 ，对顾先生都是很尊重的。他被定为一级研究员，工资标准是300多元。顾先生说家里 开销大，他家子女多，过去生活条件好，再加上喜欢书，开销确实大。后来想怎么办呢 ?尹达、刘大年与科学院领导商量，因为工资级别是国家统一规定的，无法变化，只有 采用其他补救办法，好像是中华书局出一部分钱，请顾先生替他们审理稿件，这样给顾 先生凑满每月500元。500元的工资水平在50年代学者中很少有，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1]中说过，对胡适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中国近代有 三大思潮，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互 相碰撞，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胡适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在知 识界影响很大。胡适的思想也有一个演变过程，他曾经有一段时期是反对蒋介石的，后 来蒋介石发动内战，召开“国大”，竞选总统都拉上他，结果胡适成了蒋介石的殉葬品 。现在以适当的地位来评价胡适，是应该的。但又出现一种倾向，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这也不对。我们研究历史，评价一个人，要把政治与学术分开，但也要看到二者之间 又有一定的联系。建国以后，对有些学者因为他的政治态度而否认其学术成就，这是错 误的；但现在如果肯定一些人的学术成就而完全掩盖、回避其政治立场，也是不应该的 。尤其是1947年以后，国民党垮台的情形已经很明显，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陈寅恪，政 治态度都比较明朗了。但胡适在那个时候态度依然很顽固，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这取 决于他的政治立场。解放后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怎么评价是另一回事，肯定有“ 左”的东西。但胡适从一开始“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而提出的，确实影响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文化精英吧。解放初期，在一 部分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崇美、亲美、恐美的心理，对这种思想做一些教育工作还是 必要的，但采取运动形式不一定好，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
    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没有把胡适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区分开来。在学术问题上，他 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他的一些治学方法，未必都是错的，包括所谓“大胆的假设，小 心的求证”，就看你怎么理解，放在什么范围内来讲。抽象地讲“大胆的假设，小心的 求证”是不行的，自然科学需要假设，社会科学也需要假设。我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 经济史研讨会上，特别强调中国的实证传统不能丢。我很反对离开具体的研究，空谈什 么理论。职业历史工作者的理论研究也必须以实证为基础。一般的史学理论由搞历史哲 学、西方史学史、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同志来谈要比我们熟悉和深入。我们需要着重研 究的是历史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问题。比如说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既是理论问题， 又是历史问题。恩格斯说过，国家不仅仅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 。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不要仅仅纠缠于产生文明的诸要素，而要研究人类社会从野蛮 到文明的过程。我今天还是要强调，实证传统不能丢，必须紧紧抓住。只是从马、恩、 列、斯、毛著作里，从概念到概念，讨论理论问题，实际上对我们历史研究工作帮助是 不大的。现在借鉴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一些理论和方法，建设历史学新理论，也是 如此，不应空谈理论问题。当初“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成了一股风，大有 取代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研究进入新阶段之态势。我就跟有的同志说过，这种讨论只开 花，不结果。后来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