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以实证为基础，但不应忽视理论指导。有些人可以完全做实证，这也是一 门不可或缺的学问。但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来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总是后 代胜于前代，历史学要有发展有突破，没有理论不行。无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好， 还是参照西方史学理论方法也好，不是学习其具体的结论，而是要学习其理论和方法。 西方一些大师之所以能产生重大影响，并不在于他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考证，而是他研究 历史问题的切入点，他的视角，他的理论和方法，乃至于他对历史发展模式的概括。
    我们尤其要注意西方一些最新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白银资本》这本书，是由德国学 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著。它颠覆了长期以来盘踞在欧美学人心目中 “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建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指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史的 地位。还有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的所谓过密化理论、传统经济内卷化等，都涉及到如何 评价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以及中国传统社会转型困难等大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史料不熟 悉，他们的观点也未必正确，但他们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对我们有 启发。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既要以实证为基础，也要重视理论创新。现在存在一个问题 ，即不重视理论，缺乏抽象思维的训练，以至于同样的材料，有的人能看出问题来，有 的人却不能。材料的积累需要付出劳动，只要你下功夫，就会取得成绩。但史识、见识 的“识”，即刘知几说的“才、学、识”中的“识”，可不是一天二天就能突然冒出来 ，需要抽象思维的训练。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我主张对解放后17年史学要做出实事求是的估 计，要看到成绩，不能说得一无是处。17年出了那么多研究成果，能说没有成绩吗？不 能那么说。我们研究历史，评价人物，一定要根据材料说话，要弄明白研究什么问题， 研究到了什么程度，涉及了其他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做出比较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判 断，而不是人云亦云。有人说17年史学完全政治化，单一化了。实际上，有些问题的讨 论还相当深入，就连最受訾议的“五朵金花”（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 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也促进了相关学科的进展。历史研究需要各 方面的人才，有些人适合做材料积累的工作，做微观研究，有些人适合做宏观研究。即 便做宏观研究，也要以实证为基础。我们需要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做长时段的考察 。这些年来我们对某些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制度史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 一些零碎的问题上，不能从中总结说明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就还只是像顾颉刚所说的 是做打基础的工作。我们的研究还需要再深入一步。陈寅恪关于制度史的研究就总结出 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而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回过头来谈“古史辨”。解放后对“古史辨”并没有像对《食货》那样，完全加以否 定。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学术界，对顾先生都是尊敬的。处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 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顾先生感到受压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关领导对顾先生很 尊重，从中宣部的周扬、胡绳，一直到后来的胡乔木，对顾先生都是很尊重的。胡绳在 1957年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 [2]（P297）1993年，在“纪念顾颉刚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又说顾颉刚“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2]（P299）这个评价可是不低。
    顾先生在20年代学术成就很高，考辨古史，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他在30年 代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辗转西北、西 南等地，宣传抗日，后又开办书局，经商做生意，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影响。倒是在解放 后，他脱离了一切干扰，专心致力于《尚书》研究，校勘、注释、翻译、评论，不仅对 《尚书》字词作了疏证，而且对其每篇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进行了细致考订，取得了可观 的成绩。可惜这一工作没有完成，只留下一些依据零星的考证整理而成的单篇文章，尚 未形成体系，但这也是《尚书》研究一笔极为宝贵的遗产。不可否认的是，1958年，在 “左”倾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展了一场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群众运动。在 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搞“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粗暴地对许多专家教授进行过火和错误的批判，给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顾先生也受到 一些冲击，被迫写检讨。一些人在报上写文章批判“古史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但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古史辨”，两者是有区别的。何况到了1971年，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提议，顾先生主持标点廿四史工作，自此从“反动学术权威”大帽下解脱，得 到恢复工作的权利。
    胡绳为什么讲“古史辨”是“五四”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按照我的体会，“古史辨 ”是想推翻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不能尽信书，特别是经书。实际上，疑古并不是从“ 古史辨”开始的，唐人刘知几就已经提出，甚至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也有了，宋以 后就更普遍了。但他们疑古，可以疑史，不敢疑经，崔述也是如此。“古史辨”把矛头 首先对准经，主要针对以《尚书》为中心的六经，经书在当时是很神圣的，这对传统思 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历史发展总是这样：一种新的思想出来，有它的物质基础，发展 成为政治行动，从而产生上层建筑的变动；政权的变动，回过头来又要利用上层建筑的 力量，对意识形态做一些清理，这是历史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都是唯物史观的精髓。唯物史观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揭示 了这种规律性的现象是推不倒的真理，迄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马克思主义。马 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过去我们把它教条化了，应该改正。现在无论西方什么时 新的理论，都不如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刻。唯物史观对我们研究历史有指导意义，只要不 做僵化和教条理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思想上是一大解放。但是随后 袁世凯、张勋的复辟，再加上民国初年出现的一股尊孔逆流，一个时期社会思想是相当 混乱的。在这种情形下，知识界分化了，有些人往前走，有些人落后了。政权变动了，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深入，再加上很多西方思想介绍进来，包括马克思主义，难 免要产生分化。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口号，打倒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 今天看来有许多过激行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 判三纲五常，“古史辨”继承了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反封建思潮向学术领域的一种延伸 ，要把经学做一个清理，不是旧传统讲的那么回事。刘起釪先生写的《尚书学史》中 谈到，顾先生为了破坏旧的古史系统，准备作《古史考》，包括《帝系考》、《王制考 》、《道统考》和《经学考》。清理经学对准道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反道统的 。这里讲的道统，就是理学家讲的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尧、舜、禹三圣心传 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从《尚书·大禹谟 》来的。真正的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确立，经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古史辨”在思想启 蒙，甚至顾先生自己说革命方面，有积极的意义，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这一点应该 充分肯定。
    “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中国历史砍掉几千年，“东周以上无史”好像是胡 适讲的，顾先生曾经转述过，在这点上受胡适的影响。后来，俩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 。解放前夕，胡适逃离大陆时，顾先生实际上是被冷落、被抛弃的人。从今天来讲，“ 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就看你怎么疑，疑到什么程度。历史 是复杂的，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现代史学研究必须与传统史学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 大的成绩。历史研究一般说来有三个层次，即事实判断、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事实判 断运用归纳、演绎等形式逻辑方法，从考证史料出发，对史料真伪做出判断，没有阶级 性，属于较低层次，考证学派即属此一层次；认知判断要分析历史的前因后果，总结出 规律性来，不同的人做出的判断不同，如陈寅恪的文化史观；价值判断属于最高层次， 受某个阶级集团利益支配，以及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学者对相同的史料会得出不同 的结论，对人对物也可以有不同的判断。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做的是盖房子打基础的 工作，主要考证史实和古书的真伪。1932年，他在《古史辨》第4册的“序言”里就曾 说过，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感觉到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 物史观的甚少。我现在做基础性的工作，然后由唯物史观的人来构筑大厦，这个思想很 难得。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学术定位工作，顾先生所作的就是考辨古书的真伪。 “古史辨”主要是疑古，但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现在也不能说“古史辨”都错了 ，有的怀疑错了，但许多怀疑是正确的。
    问：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各地出土了大量文物资料，我们可以根 据这批新材料对“古史辨”的成果重新审视。因此，李学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 ”的口号，学术界也存在争论，有人表示赞成，也有人极力反对，您的观点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