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一个学术观点出现后，引起各方面不同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学术环境 宽松，可以自由讨论的表现。冯友兰先生最早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派。有人说现在 处于释古阶段，我不赞成把信古、疑古和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信古不能无原则去信 ，疑古也不能无边无际去疑，释古也应有标准，不能胡乱去释。我个人是不赞成“走出 疑古时代”这个提法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是三个阶段的问题。不能笼统地说“古史 辨”以前是信古，“古史辨”是疑古，我们现在应该“走出疑古时代”。实际上，“古 史辨”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顾先生的弟子有些意见跟他一致，有些并不一致 ，方法上也未必完全一样，只能说疑古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古史辨”在当时引起 很大争论，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人都极力反对。王国维在《古史新证 》里讲信与考的关系，说有些书是假托的伪书，但即使是伪书，也可以找出真的历史的 影子，这个讲法比较实在，今天看起来也靠得住。张荫麟在《古史辨》第2册上有一篇 文章，[3]（P271-287）直接评“古史辨”，批评它用默证的方法。顾颉刚说《诗经》里 没有禹，可见禹在战国以前并不存在；《论语》里出现尧舜，可见尧舜是孔子时才有， 这就是默证，好像古书里没有出现就不存在。胡绳批评“古史辨”，说它没有把历史学 和史料学区别开来。实际上“古史辨”所做的工作是史料学的工作，史料学可以追根， 顺藤摸瓜，找出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顾先生说过，我们不能知道商周的历史，但我们 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代人的商周历史观，这实际上把历史学和史料学混同起来了。我觉 得指出“古史辨”没有把历史学和史料学做严格的区别，这样说可能讲得更清楚。张荫 麟批评得也有道理，不能用默证。你没有见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了新的材料。比 如《老子》，顾先生当时认为是战国晚期，现在新的简牍材料（郭店楚墓竹简）证明其成 书年代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是显著的一例。
    汤用彤先生讲过，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 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因为时代有时代的局限，个人 更有个人的局限，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顾先生倒是很注意神话传说，他批评过 去的史家看不起民谣、传说，将其排斥在历史殿堂之外。他主张从神话传说中来做历史 研究。但他没有意识到，神话传说里透露出古代社会历史的影子，他再往前走一步，可 以走到这一步。其实这一步很容易跨过去，但他没有跨，停留在“古史辨”的层面上。 这与顾先生的思想有关，他始终认定他所做的工作是书的真伪，所以没有跨进一步，探 究历史的深层问题。当时“古史辨”影响很大，对推倒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起了很大作 用。但它是不是把中国历史砍掉了一半，回答是否定的。至少在史学界不存在“东周以 上无史”这样一种主流意见，最多是说东周以上的历史得不到可信文字的论证，不可能 讲中国没有历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在1925年就已经提出，他在《古史新证》里 批评疑古过头，提倡利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来研究历史。比王国维、顾颉刚更 早的夏曾佑写《中国古代史》，把上古称作“传疑时代”，而不是漏掉这一段历史。现 在有些外国学者，如《剑桥中国先秦史》的作者，在概要介绍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 之后，依次讨论了商、西周、春秋和战国四个时期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形态，商朝以前的 夏代不写，外国人认识中国历史总是隔了一层。
    实证学派中有人不同意顾先生疑古过头的观点，吕思勉、钱穆等都有批评，马克思主 义史学家意见也并不赞成疑古过头。吕振羽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除了用考古发 掘，如殷墟发掘、新石器发掘外，也用了神话传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用 了文献材料，如《易经》、《诗经》等。实际上，“古史辨”出来以后，中国史学界根 本不存在一个疑古时代，只存在对“古史辨”评价不同而已。疑古疑什么，三皇五帝古 史系统当然要疑，现在如果我们倒过来要信三皇五帝，但三皇五帝有好几个组合，我们 信哪一个？二三十年代以来，认为不能完全相信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但又认为这种传 说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这种认识才是主流认识，不管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 克思主义学者，多数都是这样认识的。
    问：2001年12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对三代帝王世系作了 重新排定，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但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尤其是海 外一些人，认为工程的学者受政治驱使，试图跨越缓慢而无序的科学研究去证明中国文 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因此抵触情绪特别大，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世 界古代史、天文学、C14测年技术等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是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先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对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海外有些人说“夏商 周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这如果不是恶意攻击，显然就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 ”缺乏了解。更有甚者，有的人竟然说安阳殷墟、郑州商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些 观点都是民族主义特征的体现，这就是胡说八道了。但考古文化断代与历史学断代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两者不能混同。比如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现在多数学者认为二里 头文化属于夏文化，我也同意。小屯文化之前，龙山文化之后有这么一个文化层，相当 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这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这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已经得 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不久前公布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 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中说，对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 慎重，不要让一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比如说武王克商之年，两千年 来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我们现在根据考古遗址的C14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 载的综合研究，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公元前1046年）， 但这并不是唯一最终年代，还需要不断加以研究。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早就提出夏文化要在豫西和晋东南去找。 偃师位于河南西部，正是夏文化范围。二里头文化不同于小屯文化和龙山文化，与龙山 文化又有交叉，可以说相当于夏文化层，但夏朝的历史要得到证明还不好说，我们只能 根据文献来说，文献说的是不是完全正确，句句真实，也很难说。张忠培先生说：“无 论是从考古学技术手段的现今发展水平来讲，还是自考古学本身的研究内涵来看，目前 考古学认识历史的能力，都存在相当的局限性。”[4]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考古学 也有其局限性。商代之所以能证实，关键是有大批甲骨文，填补了许多历史的空白，印 证商代的帝系、阶级关系、社会经济状况。夏朝呢？就看以后的发掘能不能发现夏朝的 文字了。
    考古学家并不完全赞同把考古文化层与历史记载一一对应起来，比如说夏文化往上是 尧、舜，再往上是黄帝。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链条可以找出来，但与传说古史系统 完全印证，我觉得难，也没有必要对号入座。我们知道黄帝、尧、舜、禹，都是氏族部 落的神话人物或称号，没有像甲骨文这样的文字材料，要印证是很困难的。中国历史记 载很丰富，我们要发扬这一优势，既要把考古材料与文献记录相参照，又不要生搬硬套 ，这样做对考古资料的解释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