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主义原则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近代资产阶级的 历史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30年代末，在延安，毛泽 东也曾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p534）范文澜认为历史 主义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全部历史的。这就是说，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一定的时间、地 点和条件，观察事件和人物在那种条件下所表现的行为，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所以 同一的事件和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是进步的有功的，如果情况改变，就会变成反动的有 过的。”[1]（p195）在史学研究中，范文澜自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新 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对旧著《中国通史简编》中的非历史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 原因予以检讨，并在该书修订本中彻底予以纠正。范老经过反思后明确指出：“对于整 个封建时代的历史，应该采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分析的态度，对于个别的历史人 物、个别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应该采取这种历史的分析态度。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 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的表现。”[7]（p6）这是范老50-60年代坚定不 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出色地运用了历史主义的观点。该书 态度鲜明地肯定了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根本上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又实事 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如汉武帝、诸葛亮、唐太宗李世民等在政治、经济 、军事和文化上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做到了依据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 条件去作具体分析，分别给予恰当的评价；对于功绩与罪过集于一身的人物如唐玄宗李 隆基等，尤能做到细致地加以剖析，不作笼统的肯定和指责；对于较为次要的历史人物 ，如五代吴越王钱镠，也能要言不烦地评价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正如陈其 泰先生所言：范文澜论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能做到把正确的观点与丰富的史实结 合起来，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立论鲜明，见解深刻，发人深省，根据充分，富有说服 力。坚持了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科学态度。[12]（p182-186）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成为新中国史坛“历史主义”学派的精神领袖。他揭示翦伯赞 ：中国历史上的“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针对史学界的非历 史主义倾向，50年代，范老让漆侠撰写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 》一文，首次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帝王将相和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不可抹煞的地位；60年 代，在翦伯赞因强调历史主义而受到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时，蔡美彪代范老立言，发表了 《对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商榷》，将范老和翦老有关中国农民阶级的历 史局限性，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上被史学界长期忽视的事实，王学典在张传玺先生 《翦伯赞传》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在其《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中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述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出发，范文澜对史学界忽略历史事件、杜撰公式和规律的 恶劣学风予以猛烈的抨击。1956年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 教条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面对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以来开始在史学界抬头的“ 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的“左”倾思潮，在1961年中国共产党人重新 提倡大兴调查之风的良好政治环境下，范文澜以革命家的胆识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刻 的洞察力，在1961年首都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挺身而出，严正指 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 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杀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 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13]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 学术讨论会上，范老大声疾呼：“真正打得到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 历史学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 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地了解这件事的经过始末， 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 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种事情的趋向是什么。”[14]（p3）同年10月18日，在 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吴玉章发言后，范文澜发表《有关历史 研究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再次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重要性，号召大学以吴老为榜样， “对事实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肯放过，一定要考察清楚”，树立严肃的学风，踏踏实实地 做研究工作。[15]
    关于历史主义，范老虽然没有像翦伯赞那样发表富于系统理论探讨的论文，但历史主 义确实是他一贯坚持的主张。50-60年代，面对史学界日益泛滥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范 文澜多次强调史学研究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范老60年代重新呼吁和强调历史主义， 对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端正学风，扭转“左”倾思潮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 严重危害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范老的大声疾呼在学术界引 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他关于打破“两个体系”的讲话，在5月31日的《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人民日报》特加副标题：《范文澜发言说历 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为扭转极左思潮的危害，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才触到了极左派的痛处，“文革”中，陈伯达丧心病狂地在一次重要会议 上逼迫范老当众作检讨，并连声叫嚷：“保皇党！保皇党！”[1]（p.8-9）陈伯达等企图拔 掉范文澜这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旗，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施丁先生告诉笔者， 他曾见到过陈伯达等人让整理的企图打倒范老的“黑材料”，后在毛泽东直接保护下， 范老才未遭受翦伯赞和吴晗那样的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