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弗尔的《莱茵河》一书的中译本即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译者许明龙。
    许多年前，在法兰西甚至国际史学界，若干史学流派曾经进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它们各持其理，各抒己见，分别注重某些史学研究的领域，陆续出版了不少佳作。后来的研究者们，显然无法忽视有关史学成就，不能漠然视之地绕过这些历史科学发展途程中的界碑。
    但是，历史冷酷无情，对于钟爱它的历史学家们也是如此。这些学派曾经各领风骚若干时年，而后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只留下宏篇巨著与学者们的些许平生轶事，以及追随者们偶然发表的动人回忆和赞誉之词。
    如今法国史坛状况如勒胡瓦拉杜里、日拉尔、吉拉尔、勒高夫、硕尼、阿居龙、雷蒙、伏维尔与奥祖夫等。这些人多数难如往昔那般全力从事研究，他们或已退休，或仅限于为后起学者的著作撰写序言，或在某个历史人物纪念碑像落成典礼上致词祝贺，或十余年不曾步入档案馆的厅堂……虽然他们早已写成的传世佳作还在再版、重印。法国史学界经历了数十年的高潮发展之后，目前正处于积蓄力量、逐渐探索新方向、新领域的广泛酝酿之中，人们在准备着新高潮的到来。吕西安·费弗尔去世已经40余年，年鉴派也大势已去、日薄西山，我们为何需要翻译出版《莱茵河》一书？仔细思量便能看到需要的真实性与迫切性。
    中国学术界近20年来对于上述种种学派已有不少介绍，但是这些多属信息性质的交流，而上述学派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者为数不多，更少有人去阅读法文原著。人们知道费弗尔，但是往往缺少深入了解（注：有时出现将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另一著名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e）相混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讲，《莱茵河》一书过去影响有限，但这正是对于费弗尔缺乏全面研究之缘故。人们侧重关注费弗尔对于创立年鉴派的重大贡献，而忽略了他与当年时代大潮、两次世界战争之间欧洲政局的密切关系，正是作者此种与时代局势息息相关的状态导致《莱茵河》一书的产生。此书曾经受到忽视，但是60多年的岁月不曾使它泯灭，今天人们从崭新的角度发现了它的光辉。如同真实的莱茵河对于西部欧洲那样意义重大，《莱茵河》对于费弗尔和欧洲史学也是一部珍贵的著述。
    费弗尔在《莱茵河》一书中表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关注莱茵河者大有人在，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们，时刻注意这条著名的河流。他们的出发点是各不相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是他们都将莱茵河视同一条明确的边界、民族与国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跨越即可引发战争的危险万分的河流。对于莱茵河的如此认识以及按此认识而制定的政策，反映了当时欧洲政见的主流，也代表了当时众多的历史学家的看法。
    法兰西的政治家与文人们历来在莱茵河上倾注了对于德国的深仇大恨。戴鲁莱德、巴雷斯与普安卡雷、米勒兰、杜美格以及德古特将军等人都是此种心态的代表。戴鲁莱德曾用诗句如此发泄自己的感情：“我仇恨他们，我诅咒这个必将带来不幸的种族。这就是普鲁士和普鲁士人！”“啊！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狗，你们也在拒绝德国籍！”（注：《Chants du Soldat》，Paris,1972,P.118.）巴雷斯一向关注着“蓝色的孚日山脉”，指出莱茵河为“区分高卢与日尔曼的河流……”、“莱茵河是拉丁各国的最远点”、“我们只有以莱茵河作为屏障”（注：《Appel du Rhin》，Paris,1919,P.14.《Le Génie du Rhin》，Paris,1921,P28,230.）。杜美格总理就职时公然宣布：“任何时候，我皆对德国实行强硬政策，我将对它寸步不让！”（注：Geneviève Tabouis:《Vingt ans de'suspense'diplomatiuque》，Paris,1958,P.164.）法兰西不仅深怀复仇情绪，而且找到了恰当的机会--德国拖延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赔款。普安卡雷总理与米勒兰总统以及众议院立即采取强硬的对德政策，1923年1月11日德古特将军率领法国与比利时军队跨过莱茵河，占领鲁尔地区。1929年德国政府接受“杨格计划”，1930年6月法比占领军才全部撤出。
    那时，德国人的群体心态基本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之后，他们忍气吞声，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河左岸与右岸的条文。在鲁尔区遭到侵占时他们被迫进行若干抵抗。1923年，施特泽雷总理发出号召：“为了德国的未来，为了莱茵河和鲁尔区的利益，必须消除（殃及德国人生存的）这一危险。”1933年1月，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从此大力加强对于莱茵兰的攻势。1935年3月16日，德国正式废除凡尔赛和约关于限制其军事实力的条款。1936年3月7日，德军进驻莱茵兰这一非军事区，由于莱茵兰而引起的欧洲冲突达到了新的高潮。20-30年代，德法关系逐渐恶化，在莱茵河两岸德意志和法兰西走向战争的格局基本上形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问题或莱茵河问题的研究中，民族主义情绪是主要的倾向。与此相异，阿尔萨斯兴业银行在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路德维格沙芬、萨尔布鲁克与维斯巴登等城市设立了分号，银行业务不断开展。人们看到，该银行成立之时斯特拉斯堡还处在德国的统治之下，法国迟至一次大战获胜后才收复此块失地。同时，该银行开设分号的城市多在德意志地域之内，可见这个银行与德意志的客户、地区、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莱茵河两岸的和平、合作与繁荣是这个银行经济利益的基本保证。正是由于如此原因，阿尔萨斯兴业银行需要区别于当时民族主义喧嚣的、反对潮流的著述，以便申诉自身的主张。
    这个银行的总经理勒内·德布里思想比较开放，曾加入卢森堡工业家创办的法德研究会。他一向努力倡导法德缓和。此时，为了庆祝该银行创建50周年，他请好友夏尔·施密特和一位地理学家德芒戎执笔撰写有关莱茵河的一部著作。施密特教授多年潜心研究莱茵河的历史，他先允诺而后婉拒了德布里的建议，因为此时他已晋升为档案和图书馆总监，无暇顾及著书立说了。施密特当即提出由费弗尔来完成德布里所委托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