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40年代以后，在对当时的史学流派的划分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周予同将泥古、疑古、考古、释古4派之说，改为史观和史料两大派；钱穆提出了传统（记诵）、革新（宣传）、科学（考订）三派说；齐思和提出了掌故派和社会史观派。这表明，一方面，中国现代史学自五四时期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在回顾这段内容丰富的史学发展过程时，已经不再局限于曾经变化最大、争论最烈的古史研究领域，而是将目光扩至中国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力图从总体上加以总结和概括；另一方面，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疑古学说及其所带来的史学观念的转变即融于中国史学转型的总的趋势之中，疑古学说的积极作用在现代中国史家的疑古、释古、考古的努力中得到了综合的体现。同时，对史学流派的划分的变化，也与3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并对中国史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顾颉刚在五四时期所提出的疑古学说，通过由此而引发的古史大辩论，深入地促成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其影响力在史学转型的过程中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也是顾颉刚疑古学说在学术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对信古、疑古、释古的概括和阐释，更多地是反映了20年代前后这一时期的古史研究的特征。并且，对“信古”派的成员及其主张应具体分析，而对“疑古”、“释古”或“考古”诸派别则应放在更长时期的学术背景中来看待和认识。无论如何，顾颉刚等人对旧的、不可信的古史系统的怀疑和否定，为重建真实的古史系统开辟了道路，也是对史学求真、史学科学化进程的有力促进。
    原文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A].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补[ C].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冯友兰。冯序[A].古史辨：第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A].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A].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J].学衡，1925（40）：25.
    [5]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A].古史辨：第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顾颉刚。三皇考[A].古史辨：第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A].古史辨：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A].柳诒徵史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柳诒徵。史学概论[A].柳诒徵史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0]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冯友兰。冯序[A].古史辨：第6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2]顾颉刚。我的治学计划[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2）：37.
    [13]顾颉刚。顾序[A].古史辨：第4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4]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A].古史辨：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王洞洞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M].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
    [16]顾颉刚。自序[A].古史辨：第1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7]顾潮。顾颉刚评传[M].南昌：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