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二十世纪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为其前奏曲的。这次大战虽为时四年，然而它对于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却持续到今天，并将持续下去。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结构，调整着整个西方文化的走向。因此，弄清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现代西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作用，对于理解现代西方文化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傅葆石先生的文章《战争与文化结构的关系》向我们介绍了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至今对此还没有什么专门的介绍和研究的情况下，傅先生的这篇文章无疑是值得我们一读的。
    傅先生评介的是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弗素写的《大战与现代回忆》一书，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弗素这部著作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他诉诸历史事实，分析文学现象，进而引出哲学的结论的研究方法就很值得注意。你很难用我们固有的观念来说这部著作研究的是文学、历史，还是思想史或哲学。实际上，弗素在他的著作中所做的正是跨学科的研究。本来，无论文学、历史、思想史还是哲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人类存在或人类生活，它们都应包括在广义的文化这个范畴之内。把它们分开作专门的研究固然必要，但在人类文化这个广阔的背景下对它们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更为重要。因为这种研究一方面可以从多元的人类经验中揭示出人类存在最深层的东西，从而对人类文化的内在结构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可以深化对于文学、历史、思想史或哲学本身的专门研究，拓宽这些学科研究的领域。
    国外学者近年来非常注意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各学科之间本身的交融和渗透，越来越重视跨学科的研究。在一本研究心理学或神话学的著作中，出现经济学、物理学、文学或历史学的专门术语和范畴已不是什么新的现象了。同样，在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或一位文艺理论家那里，人们也时常可以发现精辟的哲学见解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国内近来来虽也一直有人呼吁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主张进行跨学科的研究，然而，除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篇》之外，进行这方面工作的人似乎还不多。许多人实际上把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看成是相互独立的，除了非常功利地试图从哲学上找些方法论之类的东西来加强自己研究表面的思辨性外，很少有人从文化这个总体的角度来充分认识和肯定人文科学各学科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揭示出一个时代思潮总的特征或者意识与文化的整体结构。把各门学科孤立起来进行研究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加上人们习惯于简单机械地生搬硬套一些原理，以至于无法分清究竟是些什么树，不同的树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例如，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两千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然而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就不是一回事，而建安七子当然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光是简单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原理，根本无法说明它们之同的明显区别，以及造成这些区别和它们各自特点的复杂原因。只有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清楚地辨别各个时代的意识结构与文化现象的特殊性，从而站在文化生成发展变化的历史高度上来揭示各个时代文化和思想结构的内在本质，把握中国文化的根本形态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构造因素，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国内已出版的一些人文科学的研究著作之所以缺乏新意，缺乏高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把所研究的对象放在相对独立的一定时代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背景下来考虑，没有注意到文化现象的相关性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因而也就无法通过研究一个具体的现象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从而把握一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分析它的结构和机制，揭示其之所以形成的各种原因。弗素教授的《大战与现代回忆》一书之所以能从大量生动的具体材料出发，令人信服地阐述和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西方的意识结构和文化构造的影响，进而得出许多深刻的哲学上的一般结论，全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尽管他的许多观点我们不一定同意，但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和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傅先生的这篇文章不是一篇一般的读后感或书评之类的文章，他在介绍弗素教授那本书的同时，也写了自己读后所受的启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如“借喻基点”（Allegory）等颇有见地的观点。
    应该承认，“借喻基点”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认识活动进行新的反思。事实上，无论在什么领域，人类的理性认识活动必须从一定的“借喻基点”或逻辑假设开始，越是高级的理性思维越是如此。如性欲就是弗洛依德理论的“借喻基点”。其实，除了他之外，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师从柏拉图到康德，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无不如此，只不过有些人的“借喻基点”比较抽象，不容易看出而已。人类的思维活动不管多么缜密、周详、有条不紊，然而它的出发点--逻辑假设却永远也不是逻辑推理的结果。所以，理性不等于客观，逻辑也不过只是一种思维方式。理性认识固然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但理性对感性为何这样反思而不那样反思，感性认识为什么上升到这种理性认识而不是那种理性认识，这却不能用理性或逻辑本身来解释。受过一定思维训练的人，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虽不能等量齐观，但也不会相差甚远。思想与思想、理论与理论之间之所以会有高下优劣之分，完全在于它们的逻辑假设，亦即“借喻基点”，其内涵越丰富，解释力越强，越有弹性，理论也就越有说服力。“借喻基点”如能惊世骇俗，理论当然也一定是一反传统的。总之，理论的价值决定于它的“借喻基点”。而采取什么样的“借喻基点”，上面已经说过，这当然不能归结为纯粹理性活动的结果，相反，它是由思想家生活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他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他的才智和能力，他的心理结构和气质以及其他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思想家在他的理论中可以提出许多普遍性的结论，但他的理论和他本身却不是普遍而是特殊，不是抽象而是具体。每一个理论都有它的“借喻基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看世界的独特角度。世界是客观的，然而没有客观的世界观；世界是无限的，但任何世界观都不是无限的。任何人、任何思想都不可能穷尽世界的真理，宣称掌握了绝对真理，只会走向真理的反面。
    从上述“借喻基点”的观点出发，傅先生着重介绍了弗素教授关于事实的多元解释和真理问题的看法。
    弗素教授认为，客观事实是存在的，但由于人看世界总有他特定的角度，因而无论文学还是历史学，都不可能完整无遗、客观超然地把事实重新还原。因为人在重新叙述实事时，总是从一定的“借喻基点”出发，总有人对事实的价值判断掺杂其间，人总要赋予事实一定的意义，所以这些评价和意义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都是多元的。因此，绝对没有纯粹记录或反映。事实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唯一的，但人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则是多元的。同样一面镜子放在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的反映尚且不同，那么人对世界的反映从来就不是镜子或照相机式的反映，怎么可以想象人们对于事物会有一致的、千古不变的、永真的反映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区分真理和谬误了。弗素教授认为，事实的存在是一元的，而人对事实的解释则是多元的，唯一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无数的事实。但问题在于，对于事实的多元解释是否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最后导致虚无主义。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凭什么来判断它们价值的高下优劣？如果有一个评判标准的话，多元原则本身就会动摇。弗素教授对于问题的揭示是颇有见地的，然而他提供的答案却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之中。
    同样，弗素教授关于真理的观点也是成问题的。承认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并不等于可以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诚然，绝对真理决不是任何理论的专有物，而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但它毕竟还是我们在谈论真理问题时不可缺少的前提。无论我们可以对它有何种规定，但若无此前提，我们谈论真理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就必然会导致最终否定真理。笔者认为，弗素教授的问题在于没有始终清楚地区分真理的垄断性存在和真理本身。因此，他在否定前者的同时也否定了后者。但是，只要世界存在，只要人类存在，真理就存在。否定真理并不能消除黑暗，只有坚持真理才能战胜黑暗，走向光明。当然，真理问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全然否定真理的话，人类就会失去前进的目标，陷入理智的黑暗和混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