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面的见解，奇异的结论
    刘绪贻同志在1985年《世界历史》第一期《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其实，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年限，从杜鲁门延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甚至直到今天，是一个历史事实”。实际上，这种见解并非他新创。早在1973年，美国作家曼彻斯特所著《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在评论杜鲁门《公平施政》时，就提出：“这些措施（指《公平施政》的具体措施-笔者），加上尤因的医疗照方案，后来便成为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的施政核心”①。1965年1月，约翰逊连任总统后，提出“伟大的社会”这一施政口号，曼彻斯特在评论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时又提出：“……他（指约翰逊--笔者）打算要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未竟的事业②。刘绪贻同志对《光荣与梦想》是精读过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有关‘新政’年限延长这方面的文章中，一向以创见自诩，对于曼彻斯特在他以前就提出的和他相同的这些见解，是因袭还是巧合，却未加说明。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分歧的实质，是对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尤其是民主党人执政的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的所作所为，应如何从他们执政时总政策的全局出发，给予正确估价的问题。是“罗斯福‘新政’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生命力”呢？③还是由于其他多种原因，使战后美国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呢？我认为：在二次大战中，由于美国所处的有利地位和历史条件，从战争中消除了大萧条带来的后果，繁荣了经济，并获取了巨额利润。在二战以后，杜鲁门利用战后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④和军事力量，对世界事务进行直接干预，采取了对外扩张侵略的全球战略。在经济方面，继续夺取国外新市场，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占有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攫取更多的财富；与此同时，在国内利用新技术应用于生产，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适当地提高工资和扩大社会保险等福利措施。事实上，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都是明显地为美国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代表人物，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当政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和财富，根据美国官方发表的大大缩小的数字，从1946年-1972年9月，美国对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利润，总计为一千一百二十五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垄断资本家每年还以其他名目弄走了大量利润，例如1971年，仅以‘特许权使用费’为名，弄走利润达二十二亿美元之多⑤。而刘绪贻同志不是从美国当政者的内外政策的总体上，即从全局出发，来看待它的内政措施，却一味强调‘新政’的连续性，那末，怎样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一代，正确地从了解战后美国现代史的全部真相中，看清楚美国内政措施（包括社会福利措施）的实质和内容，从而激励自己的爱国热情，献身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呢？正是由于刘绪贻同志在观察历史现象时存在着这种片面性，因而在上引的文章中，作出了如下奇异的结论说：“列宁以后的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建立了巨大革命功勋，但对这个问题（按刘绪贻同志在同一文章中指的是：“没有看到新政是如何和为什么挽救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看到和研究新政以来的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影响-笔者）似乎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研究，只一味强调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国内外人民剥削压迫的日益加深，无产阶级贫困化，全世界人民处于江河日下，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等等”⑥。请问刘绪贻同志，上述结论中影射的是国内外哪些革命家呢？！列宁是1924年1月逝世的，至今已有六十年了；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国际间双边的、多边的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难道按刘绪贻同志上述的奇异结论中所提出的两点内容，就能够解释清楚或者避免战后国际范围内许多重大的国际争端和严重的政治斗争、甚至流血战争吗？！刘绪贻同志得出上述结论所采取的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能说是正确开展现代世界史、现代美国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吗？！
    二、恰当地估价‘新政’，重视罗斯福本人的见解
    刘绪贻同志在新政问题上的片面观点，是导源于对新政的性质和作用的估价不恰当。为了明辨是非，有必要对新政作扼要的阐述。
    所谓新政，是指罗斯福及其智囊团，为了克服1929-1933年严重经济危机所采取的许多改良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政策措施。在拙著《美国通史简编》中，曾作了如下的阐述：“概括来说，就是由国家采取救济、改革和复兴的政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力求使垄断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有所缓和”⑦。刘绪贻同志为了论证和拨高新政的作用，不惜引述哈里·霍普金斯1934年秋季，坐汽车去华盛顿附近跑马场游乐途中，与几位同事间谈的话⑧。不错，霍普金斯在帮助罗斯福办理社会救济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迟至1935年，“当时有两千多万美国公民直接靠救济过活，还有不知多少人-承包商、制造商、店主、房东等--要间接依靠它。”⑨这说明新政措施中救济和以工代赈所起作用是缓慢的；而且，这种因大批失业而采用的救济和以工代赈的办法，在二战以后，由于美国经济情况好转，已不再采用，在这方面又有什么连续性呢？至于霍普金斯谈话中提到的：“社会保障、最低工资与最高工时”等新政措施，罗斯福本人对此有公正的估价。他于《1934年第二次炉边谈话》中说：“早自1909年起，大不列颠在许多方面就已沿着社会保险的道路走在合众国前边去了，……在集体谈判的基础上建立劳资关系方面，大不列颠比合众国进步得多。”⑩这就是说，美国直到这次严重经济危机之后，才在上述两方面开始起步。而刘绪贻同志为了夸大新政的性质和作用，竟无视罗斯福本人上述坦率之言。我认为，如果说美国史要联系实际、面向四化建设，对哈里·霍普金斯个人在从事社会救济事业中的优良工作作风，作一些介绍，是十分有益的。现摘录一节，供读者参考。“霍普金斯的救济机关已担负着大约一千七百万人的生计问题，开支达十五亿美元，但是，这机关本身只包括一百二十人，工资总额每月仅二万二千美元。凡了解政府正常工作的人，对这些数字之低，简直不敢相信。……霍普金斯自己的薪金不到八千元，而他担任联邦政府工作前，工资是一万五千美元，他的妻子和小女孩，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月只用二百五十美元。……”霍普金斯告诉记者说：“霍普金斯夫人一直嚷着要件冬季大衣。我不能责备她”。……霍普金斯一贯办事迅速，鄙视那些官僚主义程序”（11）这种廉洁奉公、强调工作效率的优良作风，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来说，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
    刘绪贻同志对新政性质的拔高，超过了罗斯福本人对新政的估价。在1934年9月30日《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英国的保守派报纸以一种可以原谅的口吻对我们说，我们的新政计划有不少只不过是企图赶上英国十年或更早以前就开始的改革而已，这大概并不奇怪吧！”（12）。罗斯福对于新政的作用，在1943年12月18日向记者作过确切的表示说：“对新政这个提法感到腻了，……十年之前，‘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医好了……”（13）。这意味着罗斯福自己曾宣告新政的终结，也确示了新政只是解决急性的严重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而已。刘绪贻同志正全力从事新政的研究，但看来对上引罗斯福有关新政的炉边谈话，对罗斯福以上关于新政终结的自述，有的未进行了解，有的是明知而讳莫如深。在他本人主译的《一九○○年以来的美国史》一书中，专有《新政的消逝》一节在南京大学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的〈美〉拉尔夫·德·贝茨著的《1933-1973美国史》上卷中，有《新政的终极》一章的论述，更是视而不见。
    众所周知，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在专程到美国和罗斯福作了长谈之后，再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中， 对当时举世瞩目的新政，作了全面的评价。刘绪贻同志在他连续发表的有关新政的文章中，对《谈话》虽亦多次摘引，但仔细研究，是采用了“断句引证、为我所用”的办法。显然，他并不真正理解或不完全同意斯大林对新政性质评价的全部涵义。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如果刘绪贻同志在理论上真正理解了《矛盾论》的精髓和斯大林和与威尔斯《谈话》的全部涵义的话，就毋须继续固持在新政问题上的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