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杜鲁门对工人罢工所采取的镇压手段，对控制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失效，实行国民健康保险因国会反对而受挫，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毋庸赘述了。杜鲁门在提高最低工资限额方面，延至1950年1月，才将工人的最低工资，从1945年每小时四十美分，提高到1950年的七十五美分，也不过是“小恩小惠”而已。试问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措施，又多少是“新政”措施的延续呢？
    肯尼迪这位美国年轻的总统执政之后，不听同僚的忠言，轻率批准对古巴猪湾的军事进攻，宣布要“加速发展导弹的全面计划，”将发展空间技术也属于‘新边疆’的范围之内，今天看来，其明显的军事目的，已为众所共知。肯尼迪、约翰逊为其阶级立场所局限，不可能吸取杜鲁门在朝鲜作战失败的教训，因而在南越从组织特种部队，扩大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干涉，发展到进行一场与美国本身安全无关大局的灌木林火式战争。肯尼迪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政策，得到第八十七届国会的大力赞同。1961-1962年，即通过了九百五十余亿美元的巨大国防开支，扩充军备，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这种因对外侵略而引起的财政赤字政策，和罗斯福新政时期是迥然不同的。肯尼迪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安抚人心，也拨出七亿多美元作公路基金以刺激工程建筑投资；加强了把剩余食品分配给贫穷者的工作，预付了二亿多美元作为退伍军人人寿保险股息，以便提高社会购买力，还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一美元提高到每小时一美元二十五美分等等。但是，如果像刘绪贻同志那样，不是从肯尼迪政府所作所为的（24）总体上来分析认识肯尼迪用于对外侵略所耗费的庞大军事费用，和上述用于“新边疆”的社会福利、增加工资，补助退伍军人人寿保险股息等有限款项并作对照比较，从而阐明肯尼迪对内对外政策的阶级实质。那么试问怎么能帮助青年一代，正确地全面地认识以上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呢？！
    约翰逊1965年连任总统后，提出“伟大的社会”的政治口号，他要美国人牢记他是一位“热心教育的总统和关心健康的总统”（25）。约翰逊与罗斯福、杜鲁门是深有交往的，为了抬高自己，取得“超新政”的声誉，在医疗补贴，增加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补贴方面，于就任总统后不久，即签署了有关法案，并亲自宣扬；这些法案为老年病人得到补助，为学校教育增加拨款，为历史上最贫穷的阿帕拉契山区提供九亿美元的救济费等等，都列入了预算。但与此同时，约翰逊为了满足美国垄断资本家对东南亚地区的掠夺和反对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蔓延，于1965年3月， 悍然向南越增派大量美军，使侵越战争升级。1966年约翰逊在丹佛露骨地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必须始终是我们对内政策的延续……，我们能够把湄公河（地区）变成田纳西流域，……因此，政府在美国和在越南的任务首先就是清除障碍（……60年代的越南共产党，建立一个基础（……在越南修筑湄公河流域工程）然后让自由企业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从而发展这个地区的自由（26）。由于战争的逐步升级，从1966年初起，每月战费高达二十亿美元至三十亿美元之巨。全年战费达二百七十余亿美元，财政赤字高达二百三十亿美元（27）。同年，约翰逊要求西欧各国参加对越作战遭到拒绝之后，不得不孤注一掷，增派美军，延至1968年4月19日，美国在越南的兵力已增至五十四万九千人。在侵越战争高峰的1969年财政年度，美国直接军费开支为855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支出的46.3％。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执政时间（1962-1969财政年度），军费支出总计为6695.31亿美元，军费占联邦政府支出的60.2％（28）。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上述浩大的军费开支，使美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美国历史上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约翰逊对1965年拟议中的教育、卫生、救济方面的费用，不得不削减（29）。侵越战争使约翰逊陷于泥潭之中，美国青年纷纷起来反对征兵，人民反战运动不断高涨；“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垄断资本家们逐渐地反对起越战来了。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正在成为一种无利可图的投资生意”（30）。各地黑人要求种族平等的反抗斗争，声势浩大，矛盾十分尖锐，残害黑人的三K党徒空前增加，人数超过了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当时非暴力主义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斗争中也逐渐认识到：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马丁·路德·金-笔者）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式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31）。在美国公众面前，约翰逊不断撒谎，出现了“信任危机”，不得人心。上述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的经济、社会、财政情况，和他们实行的政策，与新政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大不相同，怎么能说“到约翰逊时代，更将“新政”推向高峰呢”？
    战后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在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产生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传统工业部门，也进行了技术改造，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扩大，发展了生产和扩大了就业，这就为杜鲁门在朝鲜、肯尼迪、约翰逊在越南进行“热战”具备了物质基础。由于上美国经济的特点，使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内的控制得以加强，并大肆鼓吹“福利国家”，以笼络人心，美国工人运动也处于低潮时期；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著，这是必然的。而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特别是“十年混乱”时期，自己工作上有错误有失误，因而，人们在思想认识上，对外来文化的影响，容易失去应有的识别力。这种社会思潮，必然反映到国内思想理论、史学领域，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