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的弗素教授，素以研究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饮誉学术界。但他在1975年却出版了一部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现代文学意识的影响的论著--《大战与现代回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s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弗素写作《大战与现代回忆》的动机，大抵可以从他把此书献给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死于自己身边的同胞这件事中窥见一斑：他其实始终未能忘却战争在他和他的同代人的意识结构（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所铸下的烙印。追源索委，作者认为本世纪延绵不绝的战争（和与之相适应的战争意识），是自第一次大战开始的；这场战争给西方文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规范（Paradigm）。《大战与现代回忆》力图描述出这段演变的历程。正由于作者是象尼采所说的饱蘸着血和泪，心有所感地写作此书，他的笔锋闪烁出奔跃的情怀，使人读后深为感动。难怪书刚出版即博得好评，并连夺数个美国学术著作大奖。本文旨在通过介绍《大战与现代回忆》所提出的一些极富启发性的问题，引起大家对战争与文学意识关系的注意。
    “天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在弗素眼中，1914-1918年的战争经验，在西方的文化地图上仿佛绘铸了一道界线分明的分水岭；分水岭的标签上刻着的是英国诗人拉金（Philip Larkin）的名句：“象那样的天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诚然，大战以前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稳定乃至静止的世界，一切价值观、道德标准皆为人所公认，竞相效循。同样的，正如弗素所指出，这时期的历史观是承袭自启蒙哲学的一种强调稳定的进化目的论：大家以为历史好比一道不断向前奔涌的长河，源源不绝，一直朝着尽头处流展。历史里的每一宗事件就好比河里的每一粒沙石或每一滴水点，互相连接，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有机组合体，逐步向着“绝对自由”（Absolute Freedom）的终极理想迈进。同时，在这个有始有终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自在的意义。总之，“现在”的意义在于作为“历史”与“未来”的必经阶段，也就是说每一个时空单元的存在意义是作为另一个时空单元的开肇（因）或终结（果），象链子一样相互紧扣着。人生的种种意义和因此而产生的道德价值观便是在这种肯定而一脉相承的时空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随着科技和物质文明的急剧发展，人类的终极理想仿佛已站在街角边了。整个西方社会到处洋溢着乐观、爽朗和自信的朝气。即使在大战爆发的前夕，所有怀着满腔热忱在征兵站前竟夜排队要求参军的英国青年，无不深信战争会如宣传一样不过是一场足球冠军争夺战，胜利是一定属于既谙于球技，又是代表着人类共同命运的“大英帝国”的。
    然而，几年的炮火，战壕生涯和血肉横飞的经历把这些乐观精神炸得粉碎。从前的狂热如今一一化作凄凉的失落。整个社会深深地陷进了悲观、失望的氛围。美国作家海明威淌着一脸泪水疾声呼喊：“所有象光荣、荣誉、勇敢，或是光芒这类抽象的颂词，一旦被放到村名、路名、河名、军队编号和日期这些具体的名字旁边，变得讨厌极了；简直是令人欲呕。”这不过是以文学的音调喊出了战后青年心底的积郁：历史为什么不是一直向前发展？为什么人类道路会越走越黑暗？先前的种种理想、诺言莫非全是谎话？伴随着这股彻底失望的情绪而出现的却是一个严峻、辛酸的虚无人生观：整个世界被看成是一个大骗局；人自走出摇篮以后，便注定要接受命运恶魔的摆弄和摧残，直至被送上坟墓为止。倘若不甘心束手待毙，人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对自己和身边的一切进行不断而无情的嘲讽和诅咒，对社会则摆出一付“对着干”的冷漠而超然的姿态，始终以背离既存标准为能事。这无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议，一种绝望中的挣扎而已。
    同时，这套人生观无可避免地把进化目的论史观送上了“断头台”，推翻了它的“意识宝座”。新的历史观是建立在一种对时空的不安定感上。“历史”和“未来”被看作海市蜃楼，不可捉摸，无法驾驭；人唯一可以掌握的只剩下眼前的一刻。然而，即使眼前这一刻也是变幻多端、稍纵即逝的。所以历史不再被看作一条延绵不绝、向前直进的时光轨道，相反，时空关系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完全失去了可寻的规则性。这样，“历史”再也不能象太阳那样放射出稳定的信心和光明的乐观，它只会象漫漫长夜给人以无休止的不安与恐惧。形象地说，倘若战前的历史观是一道源源不绝，向前流展的长河，那么战后则普遍视历史为无数片断层岩，远看仿佛是一幅连绵的峭壁，实则相互间全无有机性的连结关系。
    从这个观点出发，一切根植于对未来的憧憬和愿望的抽象理念，和以“历史命令”（按传统办事）来维护的传统行为、思想一律失去了合法地位；只有摆在眼前、身手可触的实在物，才能够在人心中激发出安全感和可信性。人因此挣脱了“历史”和“未来”长期加诸他身上的层层枷锁，也推倒了供养在“意识神案”上的种种权威，可以放开手脚，突围冲陷，创天辟地。但人为此却付出了一份代价--失去了精神凭籍的孤独感和忧虑。仿佛是单枪匹马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驰骋，除了不断突进黑暗，冲入迷惘，探索前路之外，似乎一无所有。法国思想家卡缪（A.Camus）笔下的“西西佛斯神”，日夜不停地喘着气推石上山，尽管他知道每次当石被推至山顶时便又会自动滚下来的，就集中表现了这种心态。这即是说，人在一片虚惘绝望中，向生命的压力作出无可奈何而又无始无终的抵抗。他的痛苦正在于他知道唯失败、毁灭是他的终极命运，但又在缺乏“精神动员”（抽象信念和理想等）的心境下不得不继续抵抗--或是挣扎着活下去。总之，经过了战争洗礼的西方人，一脚踢翻了否定自我、埋没个性的传统文化，另一脚却滑进了疏离、失落的泥泞：上帝死了，但接着怎么办？
    运用最新的语义学方法，弗素从战争前后的文学用语中发现到文化意识的这种变化。迟至1918年，充塞在文学作品或新闻报导里的尽是一些经过了化装、 “整容”的煽情词句，目的是为了宣传一种埋没个性、抽离现实的集体英雄浪漫主义思想。《大战与现代回忆》一书罗列了极多例子，这里只举出其中一些：如“忠人听话”被说成“英勇”，“战争”成了“斗争”；“死亡”成了“命运”；“任务”成了“使命”；“军人”成了“斗士”；“吃苦不吭一声”成了“男性魅力”； “犹疑”成了“动摇”；“忧虑”成了“耻辱”，而“青年人的鲜血”则被说成“醇酒”等等。寥寥几个例子，庶几可以反映出一种文化意识。在这种弥漫着硝烟气味的语言结构的支配下，人们轻言“斗争”、“牺牲”，动辄对“动摇”、“懦弱”加以否定。究其实，在弗素的眼中，这些豪言壮语不过是一些为了堆砌一座美丽璀璨的温室而用的砖瓦。养在温室里的花草，只会隔着窗来感受观赏风雨。一旦真的被移离花架，与风雨相触时，娇嫩的花草便马上被吹得七零八落，倒作一堆堆残枝败叶，徒增几分凄凉景象。
    大战后，上述的豪言壮语随着乐观精神一起在大部分的文学作品中消声匿迹了。弗索也从这时的文学用语里捡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例子：如凄凉的“荒原”代替了惯用的“人生”；触目惊心的“胸墙”代替了“生存意义”；令人一筹莫展的“人阵迷宫”代替了“人生目标”；“一卷卷的铁丝网”代替了“历史”；而满目疮痍、寸步难移的“泥泞”则代替了常用的“世界”。新的语句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文化规范正在形成。正如小说家汤姆林生（Tomlinson）所说：“胸墙、 铁丝网和泥泞已成了现代人的永久标志。”关于这个新文化规范，名诗人T.S.艾略特用他的诗集为之命名：“荒原文化”；而美国文艺评论家特里林（L.Trilling）则称之为“至真文化”（Authentic Culture），以相对于战前的“至诚文化”。
    语言的创新是为了更恰切、更精确地表达与新文化规范相配合的意识结构。具体而言，上面论及的虚无人生观和断层史观正是战后西方文化规范的两个组成结构。而最集中表现出新文化规范便是有关“人”的重新定义。战前的“人”是乐观自信、安定因循。他们相信客观世界是具体而且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经过努力加以塑造，以臻完美。但战后的“人”则是孤立无凭，悲观失落。他们对客观世界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卡夫卡式的恐惧，因此大多倾向于如胡塞尔和萨特所强调的主观意识的“超越作用”，以图脱离或是更有力地肩负起“历史”的压迫。启蒙哲学家与现代派文学家便分别是这两种“人”的代言者。有关战后的人的精神面貌，英国分析哲学家罗素在三十年代亦曾说过一段相类似的话：“过去的乐观精神，对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天方夜谭，可求而不可得。”然而，如上文所言，这份从彻底失望而来的悲观，促使西方新一代走向严峻的反省和对现实的重新思考，并从而对人生有了独立批判的新认识。形象地说，他们已从驯服的羔羊变成伏在树杈上的野豹，一边喘着气在舐干身上的斑斑血迹，一边以锐利的目光搜索着敌人的影踪。文学创作可以说是这场意识革命的前驱、呐喊者，它迅速而集中地表现出现代人的意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