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嘲讽文学
    稍为留心本世纪文学--不管是世纪末诗歌、现代派小说、荒谬剧、存在主义梦呓、小说或是反小说--的人，不难发现到一个独特鲜明的主题，它贯串着所有的作品，形成了一股与新文化规范相配合的现代文学意识。弗素借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费瑞（N.Fyre）的三阶段文学模式论来分析现代文学。这套分析方法是以人与外界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把自有历史以来的文学创作分成高级模拟体（high mimetic）、低级模拟体（low mimotic）和嘲讽（ironic）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包括所有18世纪以前的史诗、神话和悲剧。这些作品的主人翁无不拥有异于常人的力量，视困难如无物。低级模拟体是泛指18、19世纪的资产阶级写实主义文学；主人翁的能力与常人无异，在前进的道路上碰到险阻或遭遇挫折时，会同样感到徬徨和动摇。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个时期（或两种模式）的正面人物对客观世界有着程度不同的驾驭能力，但他们在相信人类会一代比一代进步，而人本身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最终因素这点上是相一致的。对他们来说，历史就是人类逐步登上终极理想高峰的记录。
    嘲讽模式是表示二十世纪的各种“现代主义”（广义）文学作品。此类作品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荒谬气味；典型角色是一些被命运捉弄得哭笑不得，而生活却又是单调乏味得很的小人物，或是自我放逐于社会，在一片白茫茫的孤独中梦求人生意义的厌世主义者。在这些人的眼中，客观世界仿佛是一堵灰色的墙（萨特），一个无限扩大的牢狱（罗尼斯哥Lonesco）或是一穴黑森森的深洞（域士曼Huysman）。一言以蔽之，客观世界无非是重重压迫、层层煎熬的代名词，人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埋首沙堆，要么无可奈何地继续与生命作抵抗，力求多喘几口气。总之，嘲讽文学的主角的力量远比常人为低。
    弗素认为战后西方文学的主流正是嘲讽模式。《大战与现代回忆》的贡献在于发掘出和分析了小说家沙逊（Siegfried Sasson）、剧作家格利夫斯（RobertGraves）、诗人布禄登（Edmund Blunden）和欧文（Wilfred Owen）等几位二、三流作家们思想和作品，并同最为批评家所乐道的乔依斯（James Joyce）、贝克特（Samuel Becktt）、卡夫卡和庞德等现代文学大师相互比较，从而更能全面整体地把现代文学的意识结构展现于读者眼前。
    倘若弗素的贡献仅仅在于发掘出一批“小作家”，他的书断然不会迅速被奉为经典的。《大战与现代回忆》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自“现象学（Phenomen-ology）开始，贯串着所有象“后心理分析学”（Post Freudian Psychoanalysis）、“关系学”（Relational Thought）、“解释学”（Hermeneutic）和“破整学”（Deconstruction）等现代思潮的中心命题--角度观（Perspective）来分析现代文学意识，从而有效地批驳了机械反映论的唯客观决定观点。
    顾名思义，《大战与现代回忆》的研究对象是一些以各种体裁撰写战争回忆录而驰誉文坛的作家。究竟回忆录是否事实的纯粹记录？而经过文艺加工的回忆录是否就是客观存在的形象化反映？弗素的答案是：绝对没有纯粹记录或是反映这回事。在他的眼中，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假设--“客观存在”是每个人所公认和共知的唯一“事实”--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是“唯一的事实”，但只要经过人的主观思维加之以意义，从而配之以动机，“唯一的事实”便会在这个层次上变成了无数量的“事实”。这即是说，主观思维之于客观存在是一种既创造又反映的辩证关系。客观存在一方面为主观思维提供一定的对象范围（在某个意义上说即是规限），另一方面却被特定的主观意识加以改造润色。所以在不同的阶级或个人的眼中，抑或是在不同的历史风尚或民族中间，相同的客观现象会出现截然相异的主观效果。总之，在纯粹自然进化的层次来考虑，客观存在是唯一的，但从历史--人的层次来观察，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辩证地融合在一起，难分难解：前者通过纷纭复杂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变成了无数量。从这个观点引伸出去：人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历史的阐释者乃至创造者；所以尽管他在理解和改造历史环境的方法上千变万化，但始终脱离不了特定时空所加诸他这些方法上的结构性规限。只执着于创造或是反映的一端，都会流于片面和教条。
    根据弗素的观点，主观意识之所以起到创造的作用， 全在于“借喻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