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政局限性的再剖析
    刘绪贻同志强调新政的寿命问题，也即是新政的连续性，就新政的政策措施来说，是缺乏依据的，以1933年6月罗斯福签署的《产业复兴法》为例， 它是新政措施中的重要法案。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力图对垄断企业、中小企业的生产计划、产品价格、销售市场的分配，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日时数，劳资关系，消费品供应方面，进行控制和调节的措施。这个法案实行一段时间之后，逐渐使企业在危机的困境中得到了恢复，但是，“至1934年，大企业家要求‘自行调节’的呼声日益增高”。为了摆脱联邦政府对大企业生产的干预，由美国商会出面，公开指责国家复兴管理局；罗斯福采取妥协办法，解除了署长约翰逊将军的职务，放弃了对某些固定价格的规定，但保守的最高法院迫不及待地于1935年5月27日，宣布《产业复兴法》违宪（14）。这充分说明，在联邦政府运用新政对企业采取的经济措施触及大企业主的根本利益时，就遭到强烈抵制而以失败告终。至于二战后私人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新政措施中的《产业复兴法案》并无联系。
    新政在处理工人工资劳资关系方面，经过工人的要求和斗争，罗斯福制订了比胡佛执政时期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案，如国家正式承认了人民的劳动权益，确定了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和劳资之间进行集体谈判等等。这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原则。对此，罗斯福为了说服当时因实行上述措施而责怪他冒大的风险的人，曾坦率地说：“在集体谈判的基础上建立劳资关系方面，大不列颠比合众国进步得多”（15），可见，如果夸大这些措施的作用，对美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公平的。
    四、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的原则
    当美国建国二百周年时，美国人民对罗斯福这位在美国历史上唯一四次连任总统的人物，进行颂扬，是理所当然的，同时，美国史学界继承其自由主义传统，对罗斯福的重要政绩，如新政、雅尔塔会议等的评论，意见各异，褒贬不一，也是正常的事。这些丰富的新史料，正是我们应该同心协力，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弥补甫和充实我们研究工作之不足。但以马克思主义自许的刘绪贻同志，近年来在评价我国过去美国史研究方面（包括美国侵华史），缺乏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对在新政问题上极少数由于时代局限性而出现的几句偏颇之言（个人如顾学顺、陈玉珩，集体如北师大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简史》编写组），抓住不放，攻其一点，十分自负；另一方面，自己则不加分析地摘录一些外来的夸大新政作用的评论，罗列成文，宣扬所谓新政的寿命问题，更有甚者，对美国某些著作中宣扬二战以来“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论述，不加分析，用以强调新政的继续性，他没有擎起被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剩余价值的学说这一犀利武器，正确结合美国在五、六十年代，说明由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工人的要求和压力下，统治者才逐步提高工资待遇，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包括老年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等福利开支）的具体历史过程；也没有从理论上具体分析阐明，福利基金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归根结蒂，是来源于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份；更没有分析资产阶级统治者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才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推行这些社会福利措施的真实原闲。正由于刘绪贻同志在研究新政问题上存在着上述理论方面的弱点，因而，他在《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寿命问题》（16）一文中，认为美国社会的特色和根基是：“实际上，新政……在二次大战中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在战后继续发展，直到今天，还构成美国社会制度的特色和根基”（17），显然，这是缺乏阶级分析的。刘绪贻同志曾在美国研究社会学，为此，引用美国社会学家约翰·达尔芬博士1982年对美国社会的论述，作对照比较。约翰·达尔芬根据他的研究，作出结论说：“美国是由富豪控制的，富人越来越富，穷人没有由穷变富的机会”，“几乎美国所有的富豪都是继承的”；“美国总产量的一半是由150家公司生产的，这150家公司是由250个家族控制的；富豪有一套增殖制度。”（18）。刘绪贻同志以“成熟的、正确的”姿态出现，在《开展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有效途径》一文中说：”……这一时期的另一成就，是在解放以来美国史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这一时期以前我国美国史研究中过左的、片面的亦即不太科学的观点，展开有益的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成果。”（19）。我们不了解刘绪贻同志过去在社会学、美国史方面的论述中，都是完美无缺的呢，还是不可避免地同样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时代局限性的烙印的！就以上对美国社会的特色根基的观点而言，与美国社会学家的观点，对照鉴别。请问你的上述观点，是属于‘左的’、‘右’的？；到底有多少科学性呢？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又说：“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20）。恳切建议刘绪贻同志深思之；并以此共勉！
    五、简评：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的政策
    罗斯福执政时，一般用“炉边谈话”形式，发表政见。战后美国历届总统，从杜鲁门起，都提出概括其政策的政治口号；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的总方针，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等口号，其涵义既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言，在实施过程中，和他们发表的竞选演说一样，经常言行不一，有时是空头许诺，具有蛊惑性和欺骗性。以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为例，他在回忆录“公平施政”一章中，概括为八个具体方针，第一条是：“尽快复员不必要的武装部队”（21）。这是二战结束时美国海外军人和亲属所强烈要求的事。但不久，杜鲁门为了控制西欧地区，独家占领日本，并在南朝鲜和中国驻军，因而就违反自己的诺言声称：“需要放慢与调整我们军队的复员的速度，以便能够担任我们对世界的新义务”（22），因而引起驻马尼拉、加尔各答、伦敦、巴黎……美军士兵的反抗。这说明战后的内政措施，是服从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战略方针的。又如，海外军人的复员工作，延至1946年4月，回国的士兵已接近七百万人， 在解决复员军人的住房问题方面，因建造的是廉价住宅，私人建筑业不愿投资承包，加以缺乏建筑材料，国会也拖拖拉拉，到1946年5月， 才通过在两年内为退伍军人建造二百七十万套住房的紧急法案，这当然又引起复员士兵的不满和抗议；杜鲁门则以“国会未能坚决制订解决长期住房需要的立法”为托辞，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了国会；并宣布“由于房荒，我不得不在10月25日宣布国内紧急状态的存在”（23），而美国的富豪们，住的是环境幽静的郊外别墅，夏冬还可以到避暑避寒胜地度假；美国社会生活上的悬殊。凭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等口号，能解决多少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