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社会史和文化史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70年代以来，美国一些史家为了深入而具体地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缩小了研究单位， 开始从事地方史的“个案”研究。在地方史研究中，他们的重点又放在社会史和文化史 的研究上，从而拓宽了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三分天下的治史格局，使社会 史和文化史成为研究的双翼。
    在这类研究中，魏斐德（Frederic Jr.Wakeman）、戈德曼（Brvna Goldman）、艾尔曼（Be njamin A.Elman）、杜赞奇等人的著述都很有代表性。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St rangers at the Gate: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1839-1861）是一部以中英 关系为主要对象，以广东为主要地区，以1839-1861年为讨论时间界限，以中国南方社 会变迁为主体而写成的著作。戈德曼在其新著《家乡、城市和民族：上海的地区网络和 身份》（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 ghai，1853-1937）中探索了会馆与大众社区生活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上海作为一个移 民城市建立的许多供奉移民崇拜的神祗和先贤的会馆，成为了社区的象征性中心，对市 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它如杜赞奇、斐宜理、黄宗智、周锡瑞等学者都从自 己考察的空间范围着手，对地方的社会和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而艾尔曼则将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在《从理学到朴学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中试图透过政区和地方史的视角展示考据学的崛起 ，其考察的空间对象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沿岸的文化中心城市苏州、杭州、扬州、常州。 艾尔曼的另一部新作，则将18世纪今文经学的重新崛起与常州地区的社会史的发展结合 起来进行了考察。他在该著作中指出，明清时期的学者因为个人和地域性团体的差别， 文学或哲学宗旨不同，或师承关系的区别而被界定为家学。常州今文经学即是这种家族 学术理念的体现，它的传衍“仰赖于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宗族纽带”，因此，研究 常州的今文学派必须“探讨清代今文经学形成过程中经学、宗族、帝国正统意识形态三 者互动的过程。”①
    其次，普通民众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受新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关注地方层次的同时，研究对象也 日趋“下层化”、“大众化”，大量的“不入流”的无知沉默的民众成为史著的主角。
    穆黛安（Dian H.Murray）在《华南海盗》（Pirates of South China Coast，1790-191 0）叙述的是关于广东沿海和内河水道海盗的完整故事。斯特兰德（David Strand）从对北 京黄包车夫的生动描写出发，写出了一部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众运动史的著作。韩起 澜（Emily Honig）的一本关于在上海苏州人的书中（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从剖析社会群体问题入手，试图揭示生活在上海 的苏北人被歧视的原因。她的另一部著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女工》（Sisters a 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反映的是大都市纺 织女工的生活，并通过对30年代盛行包工制度的研究，探讨了青帮在上海市政权中举足 轻重的地位。这部著作与赫沙特（Garl Hershatter）所著的反映天津码头工人的著作- -《天津的工人》（The Workers of Tianjin，1900-1949），都代表了80年代美国中国 史学界研究城市工人阶级新的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在研究革命史时也一反过去以个别英雄人物或党派为主题的治史 传统，主张从地方的民众运动中去理解革命。周锡瑞在叙述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湖北 的情况时，就把革命看作为乡村和城市的民众运动，整个运动是一个分化了的士绅阶级 和新兴的社会势力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的过程。同样，裴宜理探讨的是淮北 地区在近世纪的三次民众运动（捻军、红枪军、共产党革命运动）。她在书中提出，在诸 如淮北这种自然环境异常严酷的地区，资源常年不足，农民的集体暴力行动就构成谋求 生存的合理策略。而共产党力图把农民的反抗精神“从掠夺与保卫的恶性循环中解救出 来，改造成为对新社会秩序的明确追求。”②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其它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
    地方史研究在选题时往往倾向以空间而不以专业来限制研究对象的范围。理想的成果 一般是对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作出综合性研究。这就需要 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为此，一些学者跨越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理论鸿沟 ，将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历史研究当中。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地方化”倾向明显受到了人类学“民族志 ”方法的影响，即强调历史研究通过细致入微的对基层社会生活复杂因素的复原，加深 对下层历史的了解。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社会结构的研究，其突出的成就 是将社会层次和非正式农村组织等复杂情况与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勾划出的活动范围联系 起来，并对农村的集市规模进行了分级。孔飞力则“采用了施坚雅集市规模的分级方案 ”对湖南临湘团练结构进行了剖析。③其它如周锡瑞、杜赞奇和裴宜理的著述均广泛地 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当历史学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 更倚重于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 近年来西方人类学关于通俗文化的研究成果。”④该著作放弃传统的，由组织源流入手 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义和团的仪式以及蕴育它的华北农村的文化习俗、社会经济环 境、自然生态以及政治背景。杜赞奇关于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用近乎考古学的方式来研 究庙会、宗族、神话的文化象征，并从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了“地界性”（territorial ity）一词，认为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不是由该群体的功能需要（如市场活动）所界定，而 是“由一个早已存在的区域界线--如一座庙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并不信 奉该庙的神灵--所界定。”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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