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是最注重研究自身的特殊群体。在20世纪末的中国，尤其 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20年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长期束缚中国知识分子头脑的种 种清规戒律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破解，“自卑”和“自傲”两种极端化的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已 经消除，知识分子有可能在较为宽松的环境里、以较为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另一方面则 是因为，千年之交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对于解答这些问题负有不可推卸责任 的知识分子阶层，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反省自身，明确自己的角色和职能、权利和义务，以期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体现“社会良心”（余英时语），展示“人间情怀”（陈平原语），真正成 为“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萨伊德语）。
    于是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间，出现了一批以中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它们中影响较大的有：阎步克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1]，陈明著《儒学的历史文化功 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2]，刘修明著《儒生与国运》[3]，杨念群著《儒 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4]，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 究》[5]，左东岭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6]等。
    本文以上述文本作为基本分析对象，对近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作一番综合评述的 尝试。勉为其难，谬误必多，还望方家不吝指教。
    一 体验中的理解
    注意并利用研究主体与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联，是近年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一大 特点。所谓“惺惺惜惺惺”，既是一种研究类型（研究什么），更是一种研究方式（怎样研究） ；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古今知识分子之间知识构成、心理特征、思维方式等等方面天然存在 的承继关系），更是一种主动选择（不满足于一般历史学、社会学层面上的意义诠释，而是勉 力追求进入先辈生存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家园）。
    国破家亡之际，是人的情感波涛汹涌的高潮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带来的文化毁损 危机，尤其是文化人的心灵巨创。赵园十分敏锐地从“明清之际”切入，先是凭借直觉（“ 被明清之际的时代氛围与那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吸引”），而后是十分自觉地追求以“ 体验”支持“直觉”，并为“论说”勾画方向、确定态度，进而将自己“与研究对象的联系 个人化且内在化了”[5]（p549）。
    赵园从钱谦益、王夫之、吴伟业、陈维崧等人的经验反省中并非偶然的“思路相遇”里， “体验”到了弥漫于明末的时代氛围--“戾气”：士人的相争相激、政治暴虐之下由坚韧 进而自虐、自戕的病态激情；并由此而知晓明清之际士人的精神为何受到伤害--“处‘酷 ’固属不得不然，但将处酷的经验普遍化（也即合理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主义；更大 的危险，还在于模糊了‘仁’、‘暴’之辨，使‘酷虐’这一种政治文化内化，造成对士人 精神品质的损伤。”[5]（p14）
    体验之下，理解便水到渠成：明代士人的性格，为什么可以用一个“苛”字来概括--“ 这本是一个苛刻的时代，人主用重典，士人为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虽有‘ 名士风流’点缀其间，有文人以至狂徒似的通脱、放荡不羁，不过‘似’魏晋而已，细细看 去，总能由士人的夸张姿态，看出压抑下的紧张，生存的缺少余裕，进而感到戾气的弥漫， 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苛’，即常为人从道德意义上肯定的不觉其为‘病 ’的病。”[5]（p19）
    作为士人的群体性格，“苛”，既是对人，更是对己。既在明亡前，更在明亡后。明亡以 后 ，士人的对己之苛，便集中于生死的抉择。这当然是一种更严峻的精神考验。在这里，赵园 继续自己“体验”式的探寻。“置诸上文所述情境、语境中，才便于解释明亡之际士的自 杀性‘赴义’，知不可为的惨烈激情，遗民的‘祈死’--明亡以后仍不能止的生殉与死殉 。”[5]（p31）正因为设身处地，赵园才有可能认识到，全祖望以为“可不必然”的，明人或 之以为“不可不然”。也正因为设身处地，赵园才有了如下对于明代士人--其实远不止于 明代士人--的独到理解：
    在我看来，有明二百余年间及明亡之际的死，固可看做道德实践、士人的自我完成， 亦不妨视为激情发抒，一种表达方式。尤其明亡之际。明亡是对士的摧抑，同时又是解放。 举义与死，是士展示其意志的方式，表达激情的方式，证明其意志其力量的方式。[5]（p34）在此环节上，赵园投入相当的笔墨，述及明亡之际士人关于“死的”意境的营造[5]（p349 ），从中体会到“遗民对于死的一份郑重，他们以葬事为寄托、务期意义深远的良苦用心” 。[5]（p353）体会到明末士人在葬制上的种种创造甚至闹剧式表演，系在“死”的题目上求 所以不死，其重“死”亦所以重“生”[5]（p354）。“即令在选择了‘墓舍’（也即‘死’之 象征）之后，也仍不能压制人生创造的热情！”[5]（p345）这当然不仅是明末士人、而且也不 仅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特殊品性的生动显现--20世纪末陆幼青《死亡日记》中将亡者与妻子 一 道为自己选择墓地的相关章节，不恰好是赵园结论的当代呼应么！
    更深刻的明士对己之“苛”，是“生难死易”说之下的严厉道德拷问。“更微妙也更为明 人所热衷于辨析的，是‘不即死’；士论之苛也在这种题目上发挥到了极致。”在这里，赵 园依然不以后来的“评判”者自居，而是从屈大钧、金廷韶、高宇泰、彭士望等人的自省自 责自耻中，体验生者为其生存必要性（抚遗孤、存遗文、存国史、以致图恢复、待后王）取证 的艰难。也正是从这种艰难的体验中，才有了如下的理解：“只有置此情境中，才更有可能 解释那大量的‘可不死而死’--像是与生命有仇；也才便于解释期他人死的正当，助他人 死之被视为义举”；才更能解释明亡之际“忠义之盛”的原因；也才更能感知明遗民生存的 特殊艰难性。[5]（p40）
    忠于朱明且明亡而不即死者，是为“遗民”。赵园认为，遗民“不但是一种政治态度，而 且是价值立场、生活方式、情感状态、甚至是时空知觉，是其人参与设置的一整套的涉及各 个方面的关系形式：与故国、与新朝、与官府，以至与城市，等等”。遗民是一种生活方式 ，又是语义系统--一系列精心制作的符号、语汇、表意方式。[5]（p289）遗民不止是一种 身分，而且是一种状态、心态。[5]（p375）在这里，“从体验中理解”的研究范式表现得尤 其精彩。赵园注意到了瞿式耜家书中的“时间焦虑”：明亡仅两年，家乡民众就已经感觉“ 太平”，“米价甚贱，人民反相安，只未知三百年受太祖高皇帝之隆恩，何以甘心剃发？难 道人心尽死”？“在其时的‘与义’者，最令人心惊的，或者就是这种‘平安’的消息吧。 ”[5]（p374）时间不仅会泯灭民众的“反抗意识”，甚至会不以“遗民”意志为转移地消蚀 他们自身存在的心理根基--这才是最无奈的伤心处。就此而论，赵园指出：“遗民为时间 所剥蚀，或许是其作为现象的最悲怆的一面。”[5]（p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