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依循历史线索而作缜密剖析之后，“关注”的结论是：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政治，是经由周政、秦政、汉政、新政这一系列复杂曲折的政治变迁过 程之后，而演生出来的。当政治文化的发展使“礼治”把一度分立的“法治”重新纳入其统 摄约束之下的时候，业已充分分化了的政统、亲统和道统就再度一体化了。这种政治文化模 式认定，每一居身上位者相对于其下属，都同时地拥有官长、兄长、师长这三重身分，都同 时地具有施治、施爱、施教这三重义务。“尊尊、亲亲、贤贤”之相济相维，吏道、父道、 师道之互渗互补，“君、亲、师”之三位一体关系，再一次地成为王朝赖以自我调节与整合 社会基本维系，并由此而造就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制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君子治国 ”之政治理想，“士、农、工、商”之分层概念，也就一直维持到了中华帝国的末期。[1]（p477）
    没有人会认为这平实的结论里没有“理论”，同时也没有人会感觉到其中有人为“建构” 意味的生涩和夸张。《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获得“长江读书奖”评审委员会的如下评语： “作者十分尊重中国历史传统阐释的内在理路，同时在宏观架构上，借鉴了社会学理论中的 某 些概念作为分析的核心切入点……已具有示范的意义。”这应该说是实至名归。
    三 批判中的反思
    知识分子的自我关注、自我研究具有与这个群体同样久远的历史。通过学术批判（广义上的 ），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进行反思（即对思 想的再思想，对批判的再批判），是近年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又一大特点。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众所周知的专门称呼，也是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者长期 注目的对象。阎步克广泛充分吸纳了中外学者（包括吴晗、吴金成、张仲礼、何良俊、赖文 逊、韦伯）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且作出了积极的推进。他指出：
    第一，士大夫之二重角色特征的“特别敏感”，意义在于它不仅涉及中外差异，而且涉及 古今差异；
    第二，西方学者一般将对士大夫角色的分析置于“社会结构与功能分化”的历史进化过程 中 来观察，自有其学理方面的合理性，但是，完全套用现代或西方的标准，并不能准确说明士 大夫阶层的角色与功能特征；
    第三，在中国，帝国政治及其官僚组织“很早就相当发达”，士大夫们“官僚”与“文人 ”之“二任”既“明明有别”，“但是又整合于‘一身’之上”，这是一种“特别现象”；
    第四，所谓“特别”，是指中国古代士大夫形态以及士大夫政治“不但不同于现代社会， 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政权与教权的判然两分，或古印度的宗教代表婆罗门与政权代表刹帝利 分为不同瓦尔那的情况”。士大夫的出现，“不仅仅是个行政组织发达程度的问题，它是一 个更大的政治文化秩序之特质在政治角色方面的体现”；
    第五，从效能评价上看，中国士大夫政治确实不符合西方学者“专门化”的理论，“但是 专门化的行政并不一定就能促成一个平衡的、具有适应性的社会系统，这还取决于整个社会 的政治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背景”。总之，“专门化当然不是评价政治文化模式之优劣的惟 一标准，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也发展出了精致微妙的运作机制，并且尽管它确实存在着缺 乏专门化的问题（以及其它种种问题），但它在两千年中的长盛不衰，毕竟表现了其与中国传 统社会的高度适应性”。[1]（p6-10） 如果说对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评价向来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于士大夫的“清议”，却 从来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推崇备至。赵园却从“清议”中读出了不“清”反“浊”的内涵 。 赵园首先挑明，“清议”一说，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和言论的公正性。但是实际上 ，士人有关清议的评价有意无意地省略了的，正是言论背后的利益集团及其动机，以至使得 “清议”像是超然于特殊利益的“纯粹”言论。清议本不“清”，“清议”之说之所以影响 广泛，其实是因为“对言论效用的夸大，包含着士对自身存在的蓄意强调，是士自我价值表 述的一种方式。清议的神话，本是士精心制作的作品”。[5]（p209-215）
    赵园继续论道：“使清议得以生效并具体论者所乐道的强大威力的，是评价政治、政治人 物的道德论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却往往变味，以至“清议之盛”有时 竟然是“党争之烈”的美丽表达。“党争中以发露隐私为武器，‘正’、‘邪’所用手段正 不妨其同。”[5]（p217）
    赵园最后归纳：“清议无疑是制度病的某种补救，它本身却又浸染着制度病。”[5]（p217） 尤其值得人们警惕的，是清议式的“道德法庭”“极有可能成为施之于个人的暴政”。[5]（ p218）在这里，赵园希望人们与自己一道反思“清议”的“专制品性”，以避开从来清议论 者“无以逃脱”的“悖论式的情境”。
    以上是总体、宏观研究方面新进展的例证。此外，具体的个案意义上的研究中，别开生面 的若干成果也使人欣喜不已。
    “朋党”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以往研究一般只是停 留在对其政治危害的揭露，而刘修明通过对李商隐在党争漩涡中坎坷命运的分析，推进了人 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度：朋党之争对古代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伤害，是这一阶层悲剧形态的 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证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社会体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无法隔断的内在 联系，在知识分子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严重扭曲了他们的本性”。[3]（p381）这无疑是 “朋党”研究的重要深化。
    因为先与令狐楚、后与王茂元的交谊，李商隐与唐代以至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牛僧儒、李 德裕两“党”，都发生联系。他明白党争的严酷，厌恶党争的无聊，但是他却一辈子没能挣 脱党争的漩涡。刘修明指出：这是作为没有独立身份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在“特殊政治环境 中必然遭受的厄运。即使他的认识是正确的，也不能避免危害；即使他的头脑是明智的，也 挣 脱不了党争的网罗；即使他的立场是坚定的，在实际遭遇中也不能不显示软弱和可怜。原因 只有一个：人微言轻的他，没有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他不能不受到紊乱而严密的封建政 治网罗的束缚”。[3]（p392）
    李商隐是大诗人。他的深情委婉、朦胧含蓄的“无题”诗，尤其引起评论家们千年不休的 争讼。刘修明认为，对这些诗作的复杂含义不宜作出有特定所指的简单具体解说，如某诗是 给某大官的笺启，某诗又是给某女子的情书。“李商隐诗的艺术境界之所以高，正在于他在 一生的坎坷曲折的悲愁磨顿下，不是直吐胸臆，而是用虚幻、扑朔迷离的朦胧诗的意境，抒 发他长期在党争压抑下不能直吐的胸怀……他要表现的不是一幅时间地点清晰可考的画面， 一件实指的事，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党争的现实扭曲了的心灵活动和理想追求。”[3]（p3 96 ）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当然还可以有更多样化的解释，不过，刘修明的“表现党争苦闷 ”说 ，毕竟为我们理解诗人、剖析朋党，贡献了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