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看编年体内容的创新。《左传》有196800多字，篇幅为《春秋》的10倍，《春秋》犹如事目编年，而《左传》丰腴，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荀悦的《汉纪》虽取材于《汉书》，但也有新资料补充，如，对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记载就远比《汉书》详细。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虽然取材于正史，但唐五代时期补充了大量资料，远比《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丰富得多。
    由上可知，史著编纂内容的创新，不仅有各种类型的人物传记，详尽的历史事件，而且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民族关系、邻国交往等都有记载，全面地总结了历史智慧。
    （三）历史见解的创新
    历史著作的编纂必然反映当代人的思想，人类对历史的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思想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和有新的变化。传统史著从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总结出可资现实借鉴的新的历史见解，为社会需要提供服务。
    先秦的史著认为，凡王朝的兴亡、世间的治乱以及人们的福祸寿夭都是天命决定的。而《左传》对此提出质疑，记载了周内史叔的话“吉凶由人”，而不由天。汉唐期间，天人感应等封建的天命迷信思想充满史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桓谭传》、《张衡传》、《扬雄传》等中对谶纬迷信思想提出了批评。唐代杜佑编纂《通典》，取消了自《汉书》以下正史中宣传迷信的《五行志》。他一改过去史著中轻视经济的观点，以食货为首，认为“教化之本在乎衣食”，主张轻徭薄赋。他还对儒学在治国中的作用提出怀疑，儒学虽然是“要道”、“宏纲”，但“每念懵学，莫探政经”，或缺“匡正之方”[8]（卷147《杜佑传》）。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客观地分析五行灾异学说，他不同意过去所谓国家兴亡天降祯祥或妖孽的天人感应说，而认为这是事物的反常现象，因此，“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历代史家都宣扬张良“从赤松子游”、“学辟谷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断言其非，他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因未超然而独存者矣。”[9]（卷11）他明确指出，神仙之术乃“虚诡”之学，“子房托于神仙，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之术，其智可知也”。对于西汉文景时期，连年减轻租税甚至免缴租税，班固以后史家在史著中都当作惠政歌颂，而荀悦在《汉纪·孝文皇帝》下评论说：“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苛于亡秦，是上惠不周，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这是荀悦针对豪强横征暴敛逾于国家租税的现实作出的客观评价，可谓至理名言。这些新的历史见解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的，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借鉴价值也更大。
    三、求真原则：传统史著编纂的骨骼
    传统史著编纂坚持求真原则，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科学的方法，广泛搜集史料，精审考证和选择史料，保证史料的科学性。秉笔直书，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史著编纂的内容既确凿可靠，又合乎情理，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求真原则为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和创新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没有求真原则，资治和创新两个原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求真原则在传统史著编纂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资料搜集广泛，考证精审
    司马迁的《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取材广泛而博杂，据张大可在《〈史记〉研究》中说，单以《史记》本书考校，司马迁所见古书达102种，还有采用材料而未记其名的。他对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辨和选择，并在游途中亲自采访和实地考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择其言尤雅者”，“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使《史记》记载翔实，言之有据，成为“信史”，如关于《殷本纪》记载的商代世系经过近几十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完全可信。班固编纂《汉书》，除了《史记》重复部分外，“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词”。《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杜佑《通典》说：“博其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有裨得失进，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这说明杜佑搜集资料是十分广泛的，而且杜佑对资料的考证取舍也相当认真。如：《史记·河渠书》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而《汉书·沟洫志》说，“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通典》卷二采用《汉书》记载，明言《史记》记载有误，资料研究表明杜佑采用《汉书》记载是正确的。据张熙侯先生在《通鉴学》中统计，司马光《资治通鉴》引用资料共301种，陈光棠先生在《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在张先生考证的基础上，考证出《资治通鉴》共参考359种书。司马光选择可靠的资料编入，他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是把各种不同资料的说法和自己选择的理由和盘托出，逐条说明，做了《通鉴考异》30卷。足见司马光对资料选择的审慎态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疑传疑者不录”。“论事，则先取当时医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史传之非者，则采而录之”。“其载诸史传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期后焉”。由此可见，马端临对文献资料采用不仅广泛，而且认真甄别选择，从而得出恰当的历史结论。
    （二）秉笔直书，探求真理
    传统史著编纂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编纂史著应“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必须“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称赞司马迁《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热情洋溢地歌颂秦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把陈胜、吴广列入《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充分肯定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伟大作用。班固在《汉书·匡张孔马传赞》中对汉武帝以后，公孙弘、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马宫等人以儒宗居宰相位置评价说：“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际见绳，乌能胜其任乎！”这个评论不失实、不偏激，体现了实录精神。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如实记载历史事实，对统治者的丑行不隐讳，如《晋纪》中写贾后的淫荡；《唐纪》中写唐玄宗晚年的奢糜等。他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记载颇详，搜集大量唐书中所未载的资料，歌颂农民军纪律严明，不掳掠百姓，“所过不掳掠，唯取丁壮以益兵”，占领洛阳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等。这充分体现了司马光秉笔直录的精神。
    传统史著的编纂从历史真实的客观记述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统治者提供科学的借鉴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不迷信天命，不崇拜宗教，重视人事的作用。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就是说神也要依人的意志而行，弃民者终为民所唾弃。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评价项羽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他指出了项羽灭亡，不是天意而是用兵之过。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中全文引用《驳图谶疏》，对谶纬迷信的虚伪性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具有破除迷信的作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他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乎用人。”[9]（卷72《明帝景初三年》）他对范缜《神灭论》和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全文存录，具有批判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作用。在卷11中他还指出道教的虚妄：“其讹甚矣”。杜佑在《通典》中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因人事，岂唯天时。”国家的兴衰在于法律制度的得失和政治的优劣。“天下兴衰系于用人”、“天下兴衰在于政治是否清明”、“天下兴衰在于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和贯彻执行”，这些历史规律的探讨，具有科学的思想价值，为资治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部分地考察了传统史著编纂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史著的编纂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采用多种编纂形式，记载真实、丰富、具体的历史内容，客观地总结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阐发人生哲理和启迪人们的智慧，使各阶层人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益，提高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人际交往和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增加成功的机会和少走弯路，充分发挥了史著的社会功能。这给我们当代史著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编纂史著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创造新方法，发现新材料，提出新的历史见解，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反映时代的要求，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编纂出既具科学价值，又能经世致用的历史著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文化保证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