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人们都会毫无例外地注意到这一事实：政治史的中心地 位业已动摇，被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所淹没。传统史学与近代西方 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政治活动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它大量依赖文书 档案为史料，这也将其研究对象固定在政治方面。但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年鉴学派的 崛起，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模式被颠覆了，社会经济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形态。社会史被 定义为去掉了政治的历史，可见政治史地位的衰落和遭受排斥的程度。不过，风水轮流 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末期，西方史学再次发生转向。昔日处在边缘地位 的政治史又卷土重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冷门逐渐成为热点。连新一代年鉴派史家的 认识都发生了改变。如勒高夫就认为，新政治史有可能会成为整个新史学的“核心”。 （注：陈启能：《<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 第2期。）
    政治史的复兴源自西方史学自身对忽视政治史造成不良后果的深刻反思。对政治史的 回避，使史学研究出现了严重残缺。年鉴派新史学强调重视下层群体，“眼光向下”或 “自下而上看历史”，这一作法本身是对“自上而下”的历史学的一种纠偏，自然无可 厚非。但它走向另一极端，由忽视民众到忽略精英。完整的历史应是精英与民众互动的 历史、“上”“下”结合的历史，取消任何一方面都不恰当。排斥政治史，却导致了将 精英人物从历史创造过程中永远驱逐出去了。关于史学为什么离不开政治史，刘军有详 细的论析。他指出五点原因：一、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政治活动是最基本的人类 活动。从政治角度往往可以密集地反映出人的本质、特性和差异。二、政治活动与其他 人类活动密切相关，这决定了政治史与其他史学分支的关联性和政治史本身的不可替代 性。三、西方政治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下层决定的。这一历史事实使上层政治研究变得无 法回避。四、政治史传承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基本价值，具有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功能 ，历来为政府所重视。即使史学家不关心政治史，政治家也会关心政治史。五、“叙事 史的复兴”与“政治史的回归”之间有密切关系。叙事史凸显史学的人文特色，其题材 个性化、情绪化和时间性强，最适合于政治史。（注：刘军：《20世纪西方政治史学的 沉浮》，《学海》2001年第4期。）
    当然，复兴的政治史已不是传统政治史的简单回归，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升华。它既克 服了传统史学的固有缺陷，又吸收了新史学的合理因子。经受了新史学的洗礼，复兴的 政治史面目焕然一新。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上。新政治史的研究课 题不再是精英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个别人物的政治主张。以美国史学来说，大众选举 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单一的叙事方式早已不能满足要求，计量方法 、社会学的分析手段被大量引进和运用着。可以说，政治史经历了一次“范式的转换” 。它发展成为社会史范式支配下的政治史，它同劳工史、女性史等门类的界限已越来越 模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西方政治史学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而浴火重生了。
    在东方，中国史学也有着类似的情形。从20世纪初开始，地位显赫的政治史江河日下 。新史学的主将梁启超指责二十四史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为“一大相斫书”，已显示出 对政治史一家独大的严重不满。他于1922年提出《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时，批 评“现代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其实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且政治史也只是“ 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进而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 。蔡元培则指出：“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 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统系，是谓文明史。”（ 注：高叔平编：《蔡元培史学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1924年章 太炎从相反的角度立论，指出当时史学有五项弊端：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陋 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注： 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第1卷第12期，1924年8月。）第五项即说明政治 史已经受世人轻视。另一方面，社会史、经济史的崛起也加速了政治史的边缘化。《现 代史学》的创办人朱谦之明确地说：“现代是经济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既 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却为叙述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之历史的形态，社会形 态的变迁之经济史或社会史。所以现代史学之新倾向，即为社会史学、经济史学。”（ 注：朱谦之：《序》，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新生命书局1936年版。）顾颉 刚也有同感。他在一篇序言中写道：“至于今日，史学多于历史诸现象中特提经济一观 点，其说风靡一世，社会史遂有取政治史而代之之趋势。”（注：顾颉刚：《序》，瞿 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上海书店1985年版。）他在1945年总结中国史学时，提 出六方面的成绩：一、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研究；三、敦 煌学的研究；四、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会史的研究。 （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六项中，不见政治史 的踪影。昔日风骚独领的政治史已经隐蔽在专门史的名下，处于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即 使有《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部政治史著作名世的陈寅恪， 也不敢高估政治因素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他认为，“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不能 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依托则是“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 最重要者”。（注：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 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陈寅恪的政治史研究，重视门第、种族和文化等社会学因 素，更倾向于一种文化史研究。以上材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政治史已经衰落了。
    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政治史的命运也没有多少改观。经济史研究 仍然是重中之重。阶级斗争史学成为政治史的一个栖身之地，但它处于寄生的地位。这 只能使其更加沉沦。正如白钢所说，“文革”前，除农民战争史、民族关系史以及部分 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得以小心翼翼地开展外，属于政治史主体的政治制度史、政治思 想史，则处于被冷落的状态。“文革”十年间，政治史沦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完全被扭 曲了。（注：白钢：《中国政治史》，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 出版社1989年版，第328页。蒋大椿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在古代政治史方面，除人 民群众的反抗史，尤其是农民战争史，对统治阶级的活动，尤其是政治制度史，基本上 没有展开专门研究。见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 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页。）改革开 放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出现，促成了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后来居上，却并 未给政治史带来福音。直到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的多元化趋势加强，此状况才开始改 变。政治史的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可以说，中国史学也出现了一种政治史复兴或回归的 现象，尽管与西方史学的演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人们对政治史的态度已由一味排斥 转向兼容并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