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融会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笔者指出：“走向跨学科，无疑已经成为1986 年以来中国史坛最有影响的一股潮流。”（注：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 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这股潮流至今仍很强劲。在海外汉学的诱 导下，跨学科研究在明清史、近代史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先秦史或上古史方面却 十分不足。但先秦史或上古史恰恰急需多学科知识的滋养。无论是从文字记载还是从考 古学上重建古史都有其局限性。文字记载因流传年代太久，真伪混杂，难以分辨，使用 起来须相当谨慎。若从疑古立场出发，它们是不足采信的。考古学成果乃直接的实物遗 存，其可靠性较强，但它们又常常是东鳞西爪，不成系统，难以反映古代社会的全貌。 而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却能补足这一缺憾。它为古史研究提供了一架 望远镜，利用这些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可以组织成一个较为合理的古史系统。在这方 面，王和承担的先秦政治部分最为突出。他主要使用了“早期国家”、“酋邦”等社会 科学的概念工具来阐释先秦政治。“早期国家”是国际学术界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 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将之引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规范性、概括性 非其他术语所能比拟。“酋邦”也同样如此。酋邦模式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早期国家 及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个性意义巨大。酋邦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具有 “突出的稳定性”的新的社会阶段。在解说群体本位文化时，作者使用了“权威”与“ 角色”、“耻感取向”、“群体意识”等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上的理论名词。这对 刷新先秦史的研究手段有积极的作用。再者，总体看来，各卷作者在论述中国政治历史 的变迁时，或隐或显地融会了政治学的原理与方法。这一点在总论部分有集中体现，读 者可以参阅。尽管编者的自我定位是完成一部叙述体通史，力戒空发议论，但社会科学 方法的运用，使本书既未陷入“宏大叙事”的老路，又在理论分析上保有较高的水准。
    最后说明一点。这部书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通史的开山之作，其贡献和价值是非常巨 大的。主编者立意要“突出历史进程中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的活动，以历史事件及历史 事件中重要人物为主体内容，把历史还原为人们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及 其他各种活动的鲜活进程”。主编者及著者刻意回避以往通史著作中的某些“习惯性模 式”，拒绝“将历史当作诠释的手段，生硬地去诠释已有的史学理论体系乃至史学理论 中的定义、概念”（详见本书《后记》）。可以说，这种初衷基本实现了。但是，读罢全 书之后，笔者也略略感到些许遗憾。这种遗憾来自与西方政治史学的对照。西方新政治 史的特点在于，它由关注无生命的社会结构转向关注活生生的人，往往将触角伸入人的 精神世界。它是一种与社会史、文化史相交叉、相融合的政治史。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 之中，政治史研究也渗透着各种后现代的理念和方法。这使得中西方政治史学呈现出明 显的差异。当然，本书作者努力突破传统政治史的框架，将社会分析、文化分析与政治 史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在对制度符号的意义诠释、政治运作之下的人性解读方面，本 书的阐发力度和深度似乎尚嫌不足。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本书的作者。中国史学与西 方史学缺乏深层的沟通对话，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