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各种专门性的通史纷纷问世，诸如“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文化通史 ”、“中国社会通史”等层出不穷，惟独“中国政治通史”姗姗来迟。由山东大学齐涛 教授领衔主编，王和、王子今、马新、戴鞍钢、谢春涛、胡戟、赵毅、张金铣、朱亚非 、温瑞、江晓涛等学者联合参与的12卷本《中国政治通史》（泰山出版社2002年版）终于 在新世纪的开端诞生。这一事件蕴含的学术史意义就在于，它可能标志着百年来政治史 学受贬抑、遭冷落的时代的终结。声名狼藉的政治史得到平反，不再是众矢之的、既陈 刍狗，它作为史学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的合法地位开始恢复了。
    笔者所习的专业并非政治史，但在翻阅这部政治通史时，仍为其中的波澜起伏和惊心 动魄所深深吸引，也许这就是政治史所独有的魅力吧！这让人真切地体会到“政治事件 与政治人物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富有影响力的因子”的说法的合理性。下面我就此谈几 点感想。
    第一，深刻、独到的历史洞察力。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该书的“总论”部分。该“总论 ”立论恢弘，高屋建瓴，几千年中国政治演化大势，经过这样一番勾勒，无限风光尽收 眼底。作者以“中国政治的发生”为切入点。他指出，中国早期政治组织不是以地缘关 系代替血缘组织，而是对血缘关系的确认与强化。与中国早期政治的发生路线相联系， 中国早期政治是人文政治，而不是神祗政治。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史的核心是王朝变迁 史，而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王朝周期率问题。中国政治的周期性振荡是政治体制内部的 综合特性作用的结果，是代代相沿的政治遗传。他断言中国政治体制有三大特色：专制 主义的有限性、法律的缺陷性和贵族皇权政治的局限性。上述三大特色实际上是政治上 的二律背反。在开国之初至王朝前期，不同政治要素互动互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政 治的沉积，不同政治要素的各自壮大，其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愈演愈烈，从而酿成一个又 一个的政治黑洞，以至于吞噬整个帝国。作者特别指出了中国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一直 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宫中与朝中的关系问题；三是帝王 与宰相的关系问题。（注：关于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可参看余英时：《“君尊臣卑”下 的君权与相权》，《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 23页。）甚至可以说，把握了这三组关系，古代政治权力的奥秘也就基本破解了。本来 是“一部政治史不知从何说起”，经过作者的勾弦提要，立即脉络清晰、井然有序，令 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这充分显示了作者非凡的学术功力和学术见识。胡戟的魏晋南北朝 部分同样新意迭出。最明显的是，作者摈弃了传统的统分观，阐发了分裂所独有的历史 价值。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统一是正面的东西，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 ，而分裂只具有消极效应，是历史的残余物。本书作者却慧眼独具，跳脱常规思路，发 现了问题的另一面。他指出，分裂也是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分裂从未中断中国的历史 ，反而往往成为打破统一的表象下的停滞、僵化、腐败、反动的一种机遇，结果是激活 了历史。而且，作者还提出一种新的价值标准来替代旧的统分观，把评价历史的视角定 位在当时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多少空间和为各地区和整个国家的进步提供多少机遇取得 多快速度之上。这样，作者对魏晋历史的考察就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视野。王子今的秦汉 部分，在主要论述政治变迁的同时，还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风貌，认为文化是不可忽 视的历史存在。这就摆脱了就政治论政治的局限，体现出一种整体观念。赵毅、王景泽 就清朝的开国时限也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看法，成一家之言。关于清朝的起止，学界已 有定论。但涉及到清朝开国问题，由于存在不同的判定尺度，意见自然也不同。本书作 者认为，自明万历十一年至清顺治十八年，是清的开国时期。这样就冲破了以往顺治元 年的限定，为全面认识清朝历史开辟了通道。其他有价值的新见还有，读者可参阅原始 文本，在此就不详述了。
    第二，在史料的运用和采择方面，此书也具有特色。史观是史学的骨架，史料是史学 的血肉。而史料是基础部分，一部史学著作如果在史料层面发生问题，连它的史学著作 的资格都要被取消。本书非常重视史料的运用。与一般的学术著作不同，它抛弃了引经 据典不厌其详的学院派做法，而是在充分消化史料的前提下，寓史料于叙述之中，大大 提升了文字的可读性。这种对史料的处理方式，一扫学术著作枯燥乏味的面目，克服了 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傲慢姿态，是推动学术大众化的一种可贵的尝试。另一方面， 这种史料运用方式并没有降低甚至牺牲学术含量和学术品位，恰恰相反，它体现了一种 升华的形态。一般的学术作品往往喜欢排列原始史料，直接引用而不进行改动。本书则 不然，它注重史料的加工，力求使史料与观点融为一体。应该说，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戴鞍钢、李晓、赵文坦等几乎每一位作者都体现出这一特点。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大量运用考古资料，使叙述丰满而可信。史料稀缺是史前史研究的一大障碍，克服 这一障碍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利用考古出土的文字或实物资料。考古学成果已成为探测 远古时代须臾不可离的一种工具。（注：关于考古学对史前史研究的意义和功用，可参 看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疑古思潮与重构 古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一书。）例如，马新所著的远古部分在谈到聚落中的公共权力时，利用了磁山遗址、裴 李岗文化的贾湖聚落遗址的出土物品为实证考察祭祀权问题。论及早期方国的权力结构 ，作者更是立足于考古发掘的遗址。比较典型地体现“都”“邑”“聚”三级结构的是 包括莫角山遗址在内的良渚遗址群。作者还根据良渚文化内的墓葬来分析方国权力机构 的特征。“文献不足征”的远古时代的政治生活由此而得到了起码是部分的还原。王和 的先秦政治部分，也吸收了一些考古成果作为论据，其作用是相同的。从考古资料入手 研究古代文化史比较便利，而研究政治史则颇费心力，需要披沙拣金，细心分辨。因此 这种探索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