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唯物史观的辅助原理对资本主义的活力显然有估计失误的地方，因为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自我调整，不仅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甚至还推动 了生产力的进步，20世纪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大部分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证明。但 我们也不应因此将唯物史观的有关理论一棍子打死。从19世纪的历史条件看，原有的乐 观估计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知道，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新国家对工人阶级而 言并不是启蒙思想家所设想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的乐园。大生产的可怕奴役，议 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俱乐部，工人的绝对、相对贫困化没有明显改善，这一切导致一系列 新的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中之一。它以批判资本主义的面貌 出现，批判的主要武器就是唯物史观。因此唯物史观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承担着一个 现实的论证任务，即证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暂时性。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资本 主义也的确表现出严重的病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及其可怕后果接二连三地袭来，就连 当时的许多西方学者也对资本主义的活力失去了信心。比如施本格勒、汤因比就表达了 对资本主义或工业化体制的失望。所以估计失误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家。而且我们不应忘 记，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并没有完全失效，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然存在，有时还会 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如韩国、日本、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和阿根廷经济危机。我国选择 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开始尝到生产相对过剩的苦头。即使我们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看 作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基本手段，那这种调节的未来趋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日益改良， 还是治理危机的手段日益匮乏都未可知晓。因此，唯物史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辅助原 理虽然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较大修改，需要发展，但不像蒋先生所说的“严重缺陷” 到失灵的地步。在笔者看来，只要核心原理有效，类似理论缺陷完全可以加以修补和更 新，因为唯物史观仍具有兼容其他解释的张力。
    三
    蒋先生的论文论及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历史命运，估计了唯物史观在我国史学界的现状 ，这是每个关心唯物史观的人都很关心的问题。诚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这种现象的产 生，同现代一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度把富有活力的、具有批判和开放品格的理论变成 僵化的教条（这本来是反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有关，也同蒋先生提到的唯物史观的部分 理论缺陷有关。（注：如上文所述，有些缺陷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而是他们学生们的 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者往大说一点，还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有关。
    但为什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会几乎一致地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呢？这就不是上面的解释所 能覆盖的了。依笔者愚见，这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根子在理性时代形成的规律崇拜 。换句话说，把唯物史观僵化为教条并不单纯是某个党的领袖个人的责任，而是一种时 代病，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 主义者，只要身处那个崇拜的时代，都免不了会染上这种病。
    近代社会科学领域对科学规律的崇拜思潮是从启蒙时代开始的。启蒙运动的一个突出 特点就是尊重科学和对客观规律的高度信仰。哥白尼、刻卜勒、伽利略、巴斯加、哈维 尔、牛顿等人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革命（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因此规律崇拜原本是 生产力进步的产物。），从根本上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和被奉为教条的亚里斯多德的 大部分物理学认识，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巨大变革，对自然规律的偶像崇拜从此替代了对 超自然的偶像崇拜。
    由于以牛顿经典力学定律为代表的科学规律通过数学演算能够准确解释和预测当时人 们能够观察到的一切物理现象，“地球上的动力学，天空上的动力学，被他融汇为一体 ……使每个时刻都有能力提供宇宙过去、未来所有可能的信息。”因此人们以为宇宙就 是一架精确的大机器，由一套包罗万象的规律在支配着它的运动，自由意旨和偶发事件 变成了多余的东西。”（注：柯文尼、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 995年版，第8-11页。）现在我们知道，牛顿的规律在有些场合并不适用，这才出现了 现代的两大物理学革命，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 认为自然规律是纯粹客观的、普适的、绝对的，自然界中的任何物体或现象都是非此即 彼、界限分明，都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加以连接和表达，因此真理是确定性的，也就是人 们常说的“真理只有一个”，规律意味着一种状态的不可避免性、必然性，而人们所要 做的就是通过实验和观察来发现规律，进而掌握和驾驭宇宙世界。
    自然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客观规律意识是启蒙思想家敢于倡导理性、大胆怀疑并批判包 括古代在内的一切过去和现在的基本依据之一。他们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的 研究，自称社会科学中的牛顿（赫尔德语），认为社会也是一架大机器，依循一定的轨道 有规律的运动。操纵它的力量便是某种自在的社会历史规律。这些规律同宇宙规律一样 是客观的，具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性，无法避免的必然性。人们的使命就是发现它们，用 自然规律般的简洁和抽象概括它们，以顺应和加速机器的走向，避免与历史必然性进行 愚蠢的对抗。由于自认为掌握着客观真理，启蒙学者具有高度的自信，用笛卡尔和康德 的话说：“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注：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翻开历史哲学之父维柯的《新科学》，全书的基本表达方式就是先提出一个抽象的公 理，然后加以解释论证，再引出下一个公理，下一个解释论证，最终目的服赝于“发现 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过的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注：维柯：《新科学 》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164页。），也就是他在第349节所说的各民族共同 经历的历史总进程，实际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这种以构建历史规律为己任并确 信真理在手的乐观成为启蒙时代直至19世纪后半叶众多欧洲思想巨子的普遍心态。从笛 卡尔、孟德斯鸠到伏尔泰、卢梭，从莱布尼兹、赫尔德到康德、黑格尔，虽然他们对规 律的概括各有不同，所构建的人类史的进化模式及使用的概念术语也不一样，但都一致 坚信终极规律的客观存在，人类社会朝着一个普适的目标前进。康德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无论人们根据形 而上学的观点，对于一致自由可以形成怎么样的一种概念，然而它那表现，即人类的行 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实践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注：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5页。）
    这种规律崇拜的思潮反映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在西欧和北美凯歌行进的史学专业化和 实证主义史学。科学和规律是那时的史家非常偏爱的字眼，在他们看来，只要经过一番 对史料的过滤提纯的工作，或者再进一步加以抽象，便可以复原纯客观的、终极的历史 ，提取出客观的历史规律，历史学也因此步入科学的殿堂。
    然而，近代规律崇拜是从物理学革命开始的，也是被物理学革命所推翻的。20世纪初 叶，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物理学进步彻底打破了人们对科学规律绝对性、普适 性的迷信。牛顿力学认为空间、时间和位置是绝对的，能量是守恒的。而相对论则认为 空间和时间是相同的，可以代换；能量和质量是等价的，可以互相转化。量子力学则证 明电子是随机的、跳跃式的，没有客观的时空，空间和时间原来是对人的标准而言的。 牛顿力学现在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比如造汽车和飞机有效，但在接近光速范围内就无 效了，因此对造原子弹氢弹来说就不够用了。而突破经典力学规律的相对论和量子论又 是彼此矛盾的。众所周知，爱因斯坦至死都在批评量子论的基本解释方法几率论。但科 学的实践表明几率解释同样行之有效，适用于一切物体，所谓精确的自然科学领域原来 也是测不准的领域，欧几里德的几何公理只是在这一公理定义的空间才是正确的，而这 个空间只是一个理论和模拟的空间。毕达哥拉斯定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注：莫米格 里阿诺：《历史学研究》，第105页以次。）生物学领域更是如此。早期生物学家，如拉 马克、达尔文等都把揭示生物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但100多年过去了，生物学发展为 一个门类众多的庞大学科，而各生物学分支学科中却很少提到规律。生物进化专家迈尔 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生物学的研究对象系各自长期进化的产物，都具有独特性，所以任 何概括都会有例外。（注：见李建会：《历史特异性与生命科学的规律》，《自然辩证 法通讯》1997年第2期，第10-12页。）这样的现象并不限于科学领域，工程技术领域尤 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