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1899年，福莱德利克·梅特兰写下了经常被后人引用的宣言：“不远的将来，人类学将选 择 要不然成为历史，要不然什么也不是”（1978：295）。尽管人们不同意他的观点，梅特兰的 断言给十九世纪的进化派学者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方法。进化派学者认为，跨文化结构变迁 的阶段是广泛的和一致的，形成了普同的历史。梅特兰曾在人类学家中间引起了一场争论并 延续至今，每当学科范式更换的时候，它就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二十世纪早期，博厄斯的 历史特殊论（强调社会是由历史环境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梅特兰挑战直接的回应。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范式是与历史无关的。譬 如，拉德克利夫·布朗争辩说，“无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通常是人类学调查和历史研究的 对 象，在这种社会里只有猜测和怀疑。功能主义立场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正如博克（1992：13） 所说，“很难说是田野工作的扩展导致了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相反。人们要是滑向功能 主义的习惯用语，他们会说新的解释和新的研究方法相互很合适。不幸的是，他们支持社会 理论家把过去忘记。”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常把“无历史民族”置于固定的、静态的分析框 架中的实在论。
    E.E.伊文思·普利查德在一篇关于人类学和历史的论述中评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非历史主 义，他的这篇评论或许至今与梅特兰的宣言同样有名。伊文思·普利查德争辩说，人类学是 “一种特别的编史工作”，只此“才是经验主义的，真实地讲，才是科学的”（1962：26）。 他问到人类学家习惯于研究的小型社会隔离性的问题：“尽管这些社区的结构依然相当简单 ，但它们组成了大的历史社会之一部分……人类学家不能再忽视历史……要么明确地拒绝它 ，要么承认它的关联”（P21）。
    尽管有些英国社会人类学撰写了历史框架的民族志（塞泊罗Schapera1962，刘易斯lewis196 8），但是，本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从功能主义范式中解放出来还是花费了时日。甚至那些在世 界上有丰富文字历史记载的地方开始工作的人类学家倾向于在表面上处理这些文字记载，或 者根本不予理睬。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s1984:xiii）描述了他到西班牙那瓦赫（ Navarra）省伊卡拉（Echalar）市立档案馆时引起的震惊。“馆长办公室的墙边堆满了乱七八 糟的纸张，有些是十五、十六世纪的遗物。我做出了一个任意的决定，即使用最早的人口调 查资料（19世纪中期），在此基础线上，我可以忽略所有更早的文件。“当人类学家考虑历史 资料的时候，他们主要把这些资料当作当前民族志的背景，而不是当作人类学分析不可或缺 的部分”（西尔维曼Silver-man1979：413）。
    当然，那些自称为民族志史学家的人类学家是例外，他们主要研究土著美洲人的过去。对 于很多人来说，民族志史是重建一个地区和一个无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之历史。对于另一些 人来说，它是局内人眼中的历史（格沃兹Gewertz、西夫林Schieffelin1985）。最近，有人定 义民族志史为历史意识的研究（戴宁Denning1991）。仍然有人强调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于 历史，可以使民族志史接近历史人类学。勿容置疑，民族志史学家富有成效的工作向历时过 程分析模式的转化提供了基础。奥特纳（1984）曾在《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Theory in Anthropololgy Since the 1960s）一书中描述了这种模式。在证明上述转换的人类学主 要著作中，有《无历史的欧洲和民族》（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r History）（沃尔夫 1982），《历史的岛屿》（lslands of History）（萨林斯1985），《甜蜜与权利》（Sweetness and Power）（珉兹Mintz 1985），《瑟琵柯河的社会：阐伯里人和邻居们的历史民族志》（Sep ik River Societies:A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Chambri and the Neighbors）（格 沃兹1983），《大宗教：社帕佛教的文化与政治史》（High Religion:A Cultural and Polit icaal History of Sherpa Buddhism）（奥特纳1989），《西西里西部的文化与政治经济》（Cu l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Western Sicily）（史奈德和史奈德1976），《移民一个意 大利南方城市：一段人类学历史》（Emigration in aa South Italian Town:An Anthropolo gical History（道格拉斯 198），和《权利的实体，反抗的精神：一个南非民族的文化与历 史》（Body of Power，Spirit of Resistance:Th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 South Afri c an People）（康莫罗夫Comaroff 1985）。五十年前，我们不能要求我们今天所能要求的-- 历史在民族志的视野里，在人类学的方法中找到了一个新的、严肃的，最有可能的是永久的 位 置。
    在历史人类学中，是什么促进了与历史的友好关系呢？对于奥努基·铁内（Ohnuki-Tieney）（ 1990a:1）来说，原因有二：（1）人们认识到“从没有无历史的文化”；（2）越来越多的人类学 家从事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所谓更复杂社会的研究。强思（Chance）（1996:392）有意回避了 如下事实，即古人实际上对某种实践和信仰起了更大的作用，这种认识在我们的分析中发生 了变化而没有持续下来。我们还应对文化概念的局限性提出挑战，这要求我们探索和理解个 人、家庭和社区的生活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并且怎样不但被地方势力而且被全球势力所 改变的。
    有人说道，历史通过增加研究的案例--在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给人类学家提供了扩 展比较研究的机会。西尔维曼（1986：125）表明，在布满灰尘的意大利省级资料馆中与历史 学家一道工作的人类学家可能在研究相同的文件，但是他或她却与“新几内亚的民族志学家 ，研究玛亚征服之前的考古学家，观察黑猩猩社会行为的研究家，以及在当代曼哈顿研究韩 国人杂货店的都市人类学家”有着类似的目的和问题。历史人类学家趋向于在地方性区域提 出大问题，并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下研究该问题。因此，珍和皮特·史奈德（1996：3）在西 西里开始研究出生率下降和阶级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如是说：“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 历史上出现的戏剧性事件和灾难，以及后人如何评说，乃本研究最广义之旨趣。西西里一社 区于1860至1980年间人口之消长，乃本研究最狭义之关注。” 虽然，关于人类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已有众多著述（孔Cohn 1962,1980,1981；戴维斯Davis 1981；亚当斯Aderns 1982；萨林斯1983；克兹奈特Kertznet 1986；麦笛克Medick 1987； 彼尔思科Biersack 1989，1991；罗瑟柏雷Rokseberry 1989；凯劳格Kellogg 1991；考码罗 夫和考码罗夫Comaroff 1992；西尔维曼和格利夫Gulliver 1992；德克斯Dirks 1996），但 历 史人类学的方法很少谈及。有一种含糊其词的说法想当然地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通过文字 资料重建一个社会的过去。但这些资料是些什么？怎样评估和使用它们？那些自称历史人类学 家的人做的事与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吗？或者与那些自称为民族志学家的人也有所不同吗？如何 在资料馆里做田野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