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史方法源于对美洲土著历史回忆的研究，盛行于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并在一次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关于个人资料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的讨论会上达到了顶峰（高兹壳克等1 947）。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生活史曾引起争议，主要是因为生活史是否具有可靠性、有效性 和代表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生活史的方法之运用在战后有所消减。（20）然而近年 来，生活史又重视，很大程度上与反思人类学和女性人类学不无关系。尽管关注特定民族志 的应用可以间接地研究这种方法（克莱潘宰诺Crapanzano 1980；萧斯泰克Shostak 1981；布 莱克曼Blackman 1982；弗里德利奇1986；坎戴尔Kendall 1988；戈麦尔齐Gmelch 1991；拜 赫1993；布莱特1995），但仍然有些出版物更为直接地探讨之（兰格尼斯1965；博德思Bertau x 1981；博德思和高利Kohli 1984；克莱潘宰诺 1984；华生Watson和华生·弗兰克Watson- F ranke 1985；拜赫1990；罗森华尔德Rosewald和奥克柏格Ochberg 1992；林德Lined 1993））
    。尤其，兰格尼斯和弗兰克（1981）对如何处理可靠性的问题，如何用其他数据补充生活史数 据以求更全面的理解，提出了很多见解。当然多是关于参与观察更一般的问题--关联、语 言能力、交谈技巧、道德标准--它们对于生活史的收集是同等重要的。
    尽管生活史被用来研究人性，探索个人与他或她的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主观经 验的现象学”（华生和华生·弗兰克Watson-Franke 1985），但在本文中，我们要询问生活史 作为历史方法的特性。皮考克（Peacock）和赫兰德（Holland）（1993）关于概念性差别的阐述颇 为有用。他们比较了聚焦生活（life-focused）和聚焦故事（story-focused）的方法。有人把 生 活叙述当作历史和民族志事实的客观经验之窗口，有人或关注叙述者的主观经验。在第一种 情况下，有效被列入日程，但是重点主要是记载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第二种观点与 历史分析也是相关联的。确实，历史学家已借用了生活史的方法，深入探究北非、西非和中 非妇女的奴隶制问题（艾尔珀斯Alpers 1983；司旧拜尔Strobel 1983；莱特Wright 1993）， 北非的殖民主义问题（勒文LeVine 1979），中非的等级制与种族问题（考德Codere 1973），中 国妇女的劳动问题（谢立丹Sheridan和萨拉夫Salaff 1987），或者欧洲战时的移民问题（博德 思·维埃姆Bertaux-Wiame 1982）。
    人类学家在田野中与报导人进行互动和对话撰写的生活史，类似于历史学家使用的一些其 他个人或主观的资料--信件、日记、自传、口头叙事--人类学家据此以揭示参与者对于 他或她所卷入的经历的看法（严思·迈克拉夫林Yans McLaughlin 1990；梅因斯Maynes 1992 ；崴斯特West 1992）。最近，戈拉夫（Graff）（1994）编辑了一本有用的文献目录，收入了应 用此种资料来源的著作。阅读其中一些书，对于那些有意将生活史素材与文字记载的生活故 事融为一体的人类学家来说，或许是受益匪浅的。
    口头历史
    生活史是一种记载口头历史数据的形式，但口头历史本身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在“无历 史民族”中运用口头历史的先驱当属让·万思那（Jan Vansina）。万思那在非洲工作，他曾 论道，口头传统是同其他资料来源一样可靠的历史来源，特别是在与文字记录、考古证据及 语言学模式的比较中对其进行评估的时候（1970，1985）。万思那概述了一些口头传统：口 号和惯用语句、地方名称、官方和私人诗歌、故事、法律或其他评述。
    在万思那之后，众多历史学家运用口头历史的方法撰写了很多著作（格雷里Grele 1975；胡 珀斯Hoopes 1979；海那志Henige 1982；汤姆森Thompson 1988；当纳维Dunaway和宝姆Baum 1996）。这些著作论述了历史与口头历史的关系、讲故事人的权威、交谈过程、平衡的主观 与客观、以及编辑和偏见的问题。口头历史的方法被应用于经济史、劳工史、科学史、社会 史、家族史和妇女史。历史学家一般运用正式的交谈方法使人讲出真实的历史。很多人类学 家也这样做，但有一些人类学家是从非叙事口头传统（非正规讨论、随意的评论及日常交谈） 中编制口头历史（泰勒1983；拜思特曼Besteman 1993）。（32）
    细查一下引用口头历史的历史民族志诸多作品，就会发现一条共同的线索，那就是重视采 集于口头历史的数据和文献资料的数据二者之间的对话，以使“一组数据的意义仅在另一组 数据的参照下得到满意的解释”（罗杰斯Rogers 1992:25）。因而，对话方式的目的就是更全 面地记录一次事件或历史结构。斯岛克德（Astockard）（1989）与150位老妇女交谈（她称之为 回忆式交谈），得出了非正统婚姻习俗（即推迟新娘过门的婚姻）的口头历史，广州三角洲一 带的人在传统上时兴这种婚姻，而它的产生与蚕丝生产相关联。事实上，一位报导人的随便 一 说会把一项原先计划研究现在的项目转向研究过去。为证实口头历史中的叙述，斯岛克德开 始探察其他文字记载--地名索引、教会叙事、历史、游记--以寻求对于口头叙述的“确 认”。
    口头历史与文字记载的对话式并置是为了聆听同一历史经验之不同声音和不同解释。该方 法应用的实例不计其数（斯道尔克Stolcke 1988；珀易Poyer 1994）。例如，郝伊勒·伐特恩 （Hoehler Fatton）（1996）通过（或如她所说的“特权”）口头传统，认识了在殖民时期肯尼亚 西部逻族人中，妇女对于神圣的基督教运动之兴起所做的贡献。“尽管殖民地和教会的报告 或许更加可靠（涉及基本年表时），但它们无一例外地突出了男性领导人的活动。当这些文本 中提到女人的时候，通常是用集体（排除性）名词。正如我们所见，女人一直都是这个大众宗 教的骨干。对她们的活动保持沉默的历史将是严重扭曲的历史”（郝伊勒·伐特恩1996：8）
    哲罗姆·铭兹（Jerome Mintz）（1982）对20世纪早期西班牙凯萨斯·威亚斯（Casas Viejas） 地区无政府暴动的研究焦点，是不同阶级背景的历史记述。铭兹把口头传统与无政府主义者 的文件和地方报纸、国会辩论和报告、信件和杂志、教会和法院记录相比较。文字记载包含 上 层社会的记述，而口头传说则属于农民。一种记述把凯萨斯·威亚斯的卡姆利特（Carmelite ）寺院的僧人描绘成精神支柱；另一种则把他们描绘成压迫者。同样，一种记述把地方寺院 的衰落归咎于19世纪早期法国人的侵入，另一种则认为是由于僧侣本身的贪欲和竞争。（p.7 7）
    在对克隆笛科（Klindike）淘金热的研究中，克鲁伊柯珊科（Cruikshank）（1992）把西方关于 扩张、个人主义和霸权的故事与当地人恢复和维护主权记述相比。在评价与文字记载相对的 口头记述时，她提到，“这种做法不是简单地整理一些事实，而是去认识该认知模式怎样产 生了不同的社会分析，并因此对一特定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蕴涵于官方的历史 中，另一种则淹没在集体的记忆里”。（p.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