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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8)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广西民族研究》 卡罗林•布莱特尔 参加讨论

奥特那(1989)撰写了尼泊尔佘琶(Sherpas)族人的大宗教民族志史,描述了关于历史多音道 的不同经验,该经验来自于口头传统与文字记载的并置。她从可以谈论寺院和庙宇(历史的 一部分)的个人那里收集故事和个人记忆。在此过程中,她发掘了权威知识的主位观点-- 尽管她想获得多种观点,但她还是不停地走访“具有真知”的喇嘛。对于她的报导人来说, 她的历史作品比她早期的民族志作品更有意义,因此情况也就更容易收集。更具挑战性的是 在证据的碎片中建构可叙述的历史。
    或许这种对话式的经典之作当属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时 间》(Frist-Time)和《阿拉比的世界》(Alabi's world)。“第一时间”是苏里南的撒拉玛 卡(Saramaka)人形成时期的神圣历史。普莱斯在田野工作的起初,他并没有想到要做这个课 题。他在田野中做了几年之后,方才能够提出这个题目与那些老者交谈,并且向他们诉说了 他在荷兰的资料堆中找到的对于历史的感觉。他从一群老者的口中探求到“第一时间”的口 头历史,条件是他们在讲述不愿对外人讲述的故事时不会感到尴尬。
    普莱斯(1983)的方法集中焦点于事件。“从不同的人那里获得不同的片段(经常只有一个句 子 ),进行比较,进行探讨,进行反证,最终与当代文字记载进行对照,我试图描绘一个画面 :最博学的撒拉玛卡人知道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为什么要保留在记忆中。”(p.25)他对 残缺不全的文字记载也使用同样的方法,认真考虑“一大堆复杂的证据,经常包含着明显矛 盾的事实……我对资料来源慎之又慎,终能去伪存真”(p.40)。
    在与文字证据进行比较时,他一直都知晓建立撒拉玛卡历史规范和权威的版本存在危险。 他的解决方法是在书里使用不同的字样,以使两个(同样支离破碎的)历史得以区分。他的第 二本书《阿拉比的世界》主要研究了1762年以前的时期,并引用了一部分早期无法得到的新 的文字资料。在该书中,他继续应用声音并置的方法--撒拉玛卡人的声音、摩拉维亚传教 士的声音、荷兰殖民地官员的声音、民族志历史学家的声音--这就是历史。普莱斯说,民 族志史学家的目标就当是“透过不同于他的存在之存在而现其本质;我们须沟通文化和语意 的隔膜,从而沟通人类学家与历史表演者和观察者之间的联系。二者本身就创造了文化的来 源,这来源又拥有和呈现了复杂的早期历史”(普莱斯1990:xix)。
    物质文化与影象
    一些历史人类学家或许受其学科的考古学分支所鼓舞,他们把物质文化当作撰写历史的重 要资料来源。对该方法同等重要的激励来自于法国社会历史学家马克·布劳科的著作,他的 《法国农村史的原始性》于1931年在巴黎出版,后来译成英文,取名为《法国农村史》(布 劳科 1965)。布劳科研究系列地图上的每一件器具以撰写法国农村史。人类学最早应用物质 文化撰写历史的例子是克罗伯和里查森(1940),他们仔细研究了欧洲300年间妇女穿着风格 的循环变化。他们把这些变化与紧张与危机时期相联系。
    最近,孔(1996)探索了19世纪印度布匹、衣服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24)铭兹(1985)把 烹饪指南作为窥视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口味的窗户。傅莱克曼和劳夫格林(1987)在其他场景 中选择了家庭空间,研究1880-1910年间瑞典资产阶级的文化。费尔南兹(1990)和拜赫(1986 )也“解读”了家庭空间来研究过去。麦克唐纳(1986)仔细分析了戏院和墓地,研究19世纪 巴塞罗那上流社会的城市生活。古迪(1993)以更全球化的规模考查了墓地,以及其他古代碑 林和艺术品,对鲜花象征性和交易性用途做了大规模跨时空的研究。甚至奥奴齐·提内(199 0)在漆器的箱子上发现了一些猴子象征主义的表述。史奈德和史奈德(1996:94)实际上谈了 物质文化的综述。“我们询问不同阶级背景老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如何生活的,并在他 们的叙述中插入过去的人工制品、家庭、衣柜和居住情况”。
    影象(绘画、照片、雕塑)也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是撰写历史有价值的资料来源(斯哉 伯1994)。珀尔玛特(1994)说道,影象历史学家能够探询对影象的起源、制造、传播、作用 、观念和存留产生影响的社会和历史力量,并探询这些影象是怎样影响并塑造了思维和事件 。他列举了一系列可在影象的分析中进行探索的意义,包括意义的产生和内容的认同,是功 能的、表现的、比喻的、修辞的、道德教育的、社会的或特定历史时期的,还是比较的。
    历史学家应用影象已有多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历史民族志学家走出了文字资料来源。约 翰和珍·考码罗夫发现这是通往无声之声的必由之路。在方法论上,占主导地位的叙事作品 ,使他们“超越思想的声音和制度的形态,进入无言的形的领域,如物体,如建筑,如巫术 ,如商品,一窥殖民之做派。这又把我们带回到资料堆中--信函、名录、插图、照片-- 尺管作为世间的地图,它们所表现的要多于它们想表现的”(考码罗夫和考码罗夫1992:36)。考码罗夫们号召历史民族志学家建立他们的自己的资料库。“作为人类学家,对官方记录我 们须用之又弃之,全在保留和超越我们研究的社会之记忆”(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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