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族史到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史
    历史人类学家通常超越了建立在生命文献、人口普查资料、人口记录、以及口头或文字家 谱的数据上的家族重建和人口统计史，以探索其他定性的历史来源，它们有助于理解过去的 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地方人们生活中特殊事件的意义。
    高尔特（Galt）（1986，1991）把家庭人口普查数据与纳税记录、公证的交易数据、公安与司 法记录相联系，以重建18世纪至20世纪在意大利南部艾普林镇的居住模式和社会阶层之面貌 。通过分析记忆的和记载的历史，他能够展示当今经济和社会全景的特别要素的历史深度。 在 讨论各种证据时，他提到很多人类学家是在那些他们曾作过民族志的地方开始攻击历史的， 这样他们就必须与历史文件的局限性打交道（1991：67）。
    罗森泊格（1988）在一个更具叙事风格的版本中使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以追溯瑞士艾尔畔社 区在国家和资本主义扩张影响下的变迁。罗森泊格使用了一种处理模式，重点分析生计方式 、 市场条件和阶级组成，以此方式她探索了农人怎样处理对他们社区外来的日益变化的要求。 她主要的来源是财产和纳税记录以及遗嘱，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财产关系的很有价值的情况 --土地交易以及阶级组成和不平等的长期趋势。（15）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史学家使 用遗嘱、公证记录和其他法律文件来重建居住模式、家庭关系和价值观以及对于死亡和宗教 的不同态度（奥贝塞克1967；戴维司1973；顾笛Goody等1976；阿利斯Aries 1981；白赫Beha r 1986；克兰Cline 1986；布莱特1991）。他们也分析大量法院的卷宗，以理解印度和非洲 这样的地方殖民主义的结构和意义（曼恩Mann和罗伯特Robert 1991；孔1996）。
    麦德克斯（1993）写的一个西班牙南部城镇（17-20世纪）地方社会政治关系的变迁史比高尔特 和罗森泊格的地方史有更大的手笔。该书分三部分。麦德克斯谈到了宗教、荣誉和赞助的主 题 ，以及它们在旧秩序的传统氛围中怎样塑造了地方社会的精神气质。地方历史攻击了前章所 述的国家历史，强使进贡和外部权威。这个传统和统治的阶段结束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 随之，土地资本主义的势力蔓延，乡村贵族之间和基督教会之间发生了危机。最后阶段是“ 自由主义传统”阶段，西班牙内战之后，阶级社会被改良。麦德克斯在方法论上与众不同的 是，他文笔流畅，每每引用重要的历史、文学或宗教文本，为他论述阿拉西那镇历史上不同 阶段的话语形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铺平道路。
    长期以来，或许近来在历史人类学中地方研究最棒的范例是格利弗和西尔维曼（1995）关于1 7世纪中期至今爱尔兰东南部汤姆斯商城的店主和商人的分析。他们设计的时间框架要求他 们处理不同的数据，在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之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连接。“当我们走进现 代的时候，当档案资料的状况大为改善的时候，当田野数据与资料数据相互交叉的时候，我 们 在描写民族志细节方面或在分析深度方面都有长进吗？”（p9）他们对此做了历史的研究。纳 税记录、土地测量报告、人口普查资料有助于理解克劳姆威尔统治时期的地方性经验，以及 人口是怎样根据种族和阶层进行划分的。教区记事录记载了人口增减的情况，地方业绩数据 展示了经济条件之变化及地方企业之发展。
    格利弗和西尔维曼的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商业名录、城镇计划、商店往来帐户、卫 报理事会和乡村地区议事会的小册子、县报都被用来描述建立在零售业上繁荣的地方经济。 在叙述汤姆斯城1840-1991年政治经济一章谈到了诸如核心边缘和控制地域等分析模式，并 对其提出了挑战。该讨论在这一章中达到了高潮。之后，他们谈到了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 继承权诸方面的问题。三个家族企业的个案史以记录相连和重建的方法为基础，重建于多种 资料来源、口头家族史和报导人叙述之上。它们提供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统计分析。格利弗 和西尔维曼作出如下结论：汤姆斯城在空间上位于欧洲的边缘，因而占据了“在一个特别的 水平上发展统治等级制”的中心位置（1995：339）。根据他们的观点，汤姆斯城并不典型也 不 奇特。它的历史比另一个民族志个案要长久。它对理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我们对于达到 富有意义的理解具有特别的看法--不是通过宏观研究、定量分析和模型，而是在跨文化方 法的场景中进行仔细的、有控制的比较，这种跨文化的方法使用了对于代理人、网络、资源 和利益的经验主义个案研究（314）。
    小地方的大问题：政治经济史中的全球性视野
    上述地方性历史说明了孔（1980：220）指出的历史与人类学历史之间的一项主要区别。“人 类学历史的研究单位应是文化的和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权利、权威、交换、互惠、行为准 则 、社会分层体系、时空之重建、仪式。一个人在一个特别的地方跨时间地研究这些内容，但 是，该研究是关于文化类别之建构，而不是关于时间和空间。”尽管有人会对孔的论述颇有 微词，但是，那些采用宏观和全球性历史视野的研究或许是最好的例证。
    无数历史人类学家以这种视野进行工作。因此，弗里德利奇（Friedrich）（1977:ix）对于墨 西哥那兰佳（Naranja）社区的研究真正是“关于土地改革和土地政治的起源与发展，关于农 民观念和农民反抗技术的形成。”为从事该项研究，他通过民族志的方法（与本地老人交谈 ，对社区的现代生活做内部分析，与其他塔罗斯甘村庄进行比较）重建了19世纪晚期的历史 ，并研究了政府和土地档案。该书富有意义的部分主要叙述了革命领导人普利姆·塔佩的传 记史。弗里德利奇（1986）在后一本书更充分地叙述了他的“人类学方法”。这是关于连接地 方、地区和国家历史话语，也是关于民族志“碎片”一般性解释的最饶有兴趣的论述。绝大 多数谈论小地方中大问题的历史人类学家在关注文化接触、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渗透 （沃勒斯Wallace 1972，1981；史奈德和史奈德1976，1996；考码罗夫1985；德克斯1987； 盖雷Gailey 1987；西维布拉特Silverblatt 1987；汉森Hansen 1989；林肯Linnekin 1991 ；凯恩Kahn 1993）。此类著作最好的例证之一是罗斯伯雷（Roseberry）（1983）对于拥有财产 和制造商品的委内瑞拉农人之形成和转变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有兴趣把地方性事实提 升到世界历史事实的水平，并欣然撰史，以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不平衡发 展加深理解（p.202）。罗斯伯雷引用了20世纪记载土地使用和土地权的地方资料、地方咖啡 合作社的文件、地方报纸、市纳税记录、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大量第二来源的资料，撰写这 本包罗万象的变迁史。以他的观点，第二资料来源对于历史人类学家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必 须处理国家历史和地方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罗斯伯雷描述了他的如下方法：“应用理论框 架于一特定情景：当我采集的数据表示差异，即修正该框架；当理论修正引出新的问题，即 寻找新的数据”（p.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