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1985）采用了略有不同的方法，分析了人类种族分离的观念 怎样影响了英国人对20世纪早期旁遮普（Punjab）的锡克教徒（Sikhs）的态度，允许把僧伽罗 人（Singhs）（狮子）当作异类，认为殖民压迫理所当然并热衷于此，引发了僧伽罗·撒哈（Sin gh Sabha）的抗议运动。福克斯主要依据第二资料来源，分析“建构20世纪早期旁遮普（政治 经济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意义之间特定的历史关联”（1985：10）。然而，他最后撰写了一本关 于在文化接触的场景中建构认同的历史，一地区有文化接触者，即融于世界经济也。福克斯 论道，被统治阶级的成员盗用统治阶级的霸权模式，并在他们的反抗中加以修改和应用。他 对本身就总在变化之中的文化概念进行概念“再置”（re-situation）。他认定了一个“卷入 了统治体系之各种事项及其相关文化代码”的历史，其目的是“解释在社会行为中跨时间运 行和发展的真实社会过程和实践”（p.206）。
    奥特那（1989）也把政治经济和文化于一体的视野融入民族志史，该民族志史不仅叙述了国 家的影响，殖民主义或资本主义，而且叙述了这种影响最终是被怎样解释的。（17）她论述道 ，人类学家“必须把地方社会的文化框架和结构矛盾当做一面可以看到更大体系里实践和政 治的镜子，因为正是这种文化框架和结构矛盾传递了上述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意义和影 响”（p.83）。
    民族志分析方法在历史中的应用
    有些人类学家通过采用以事件为中心（event-centered）的分析方法攻击历史（派尔特和派尔 特Pelto 1978：200-208；傅格森Fogelson 1989）。他们研究的焦点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及 其对地方社区和人们所产生的持久影响。资料来源以依赖于该事件的历史深度，它们有口头 的、有文字的，或二者兼而有之。马歇尔·萨林斯（1981）对于库克船长之死的探索就是用该 方法进行研究的佳作，他最近对1843-1855年间斐济战争的分析也很出色（萨林斯1991），但 还有其他好的例子。温森特（Vincent）（1992）依靠文字资料来源--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地方 和 国家某些专门事务委员会的报告，重建的家谱和家族史，以及物质文化的调查--以探索卷 入了爱尼斯克林（Enniskllen）济贫法联盟拥护者集会（对一个爱尔兰郡的饥饿问题的反响）的 单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科利尔（Collier）（1987）广泛引用口头历史（档案资料来源作补充））
    ，以记录针对西班牙南部劳斯·奥利夫斯（Los Olivos）社区社会主义建立的一系列政治暗杀 的影响。
    当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57，1974）关于社会戏剧的概念和他扩大的个案研 究的方法与以事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十分相同。泰勒（1983）引用特纳的方法，对新英格兰的 荷兰移民区做了民族志史的分析。他的民族志史主要研究两个长期的争端，每一个争端都有 戏剧性的冲突，都有主要演员、临时演员和客串角色。在谈到他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优 越性时，他说“有机会探索（1）可引发公开冲突的潜在冲突；（2）个人操纵行为准则以谋求私 利的方式；（3）针对生活无序而共同和象征性维护的道德秩序”（1983：185）。（18）
    特纳在象征人类学的发展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象征分析的方法构想宏大，已被有 些人类学家成功地用于历史研究。最好的例子是奥奴齐·提内（Ohnuki-Tierney）（1987，199 0 b）探索18世纪至今在日本文化中猴子作为自我的隐喻其意义的变迁。文字记载的资料，包括 古代文本和民间传说，显示了譬如在中世纪，猴子主要作为媒介；在现代早期，猴子变成了 替罪羊；到现代时期，又出现了另一种意义，即猴子变成了小丑。奥奴齐·提内认为，这些 转变与日本历史上的主要变化是巧合的。
    13世纪中期和14世纪，日本政治一片混乱，史无前例地动荡不安、反复无常和崇洋媚外。 然而到现代早期，形势趋于稳定，产生了一个高度等级的社会，对外封闭，对内缺乏活力。 直到19世纪晚期，日本才又重新对外开放，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赫尔维兹引用民族科学方法论，发现了“19世纪社区社会关系的文化场景”（1978：27）。 他的方法是以语意分析为基础核查原始资料来源，记录参照事项和地址以及它们被应用于其 中的场景。后来他发展了一系列领域，或陈述类型的分类学，此种学科通过社会成分之分析 ，引出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
    在另一个层面上，话语也是泰勒（1992）和考码罗夫和考码罗夫（1992）的历史研究之焦点。 考码罗夫分析了南非非国教教会的编年史，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他文字资料来源，包括报纸、 官方出版物、小说、流行歌曲、绘画及儿童游戏。通过话语分析，他们可以追朔一个文本的 转变过程，一个单一的、一致的和连贯的观念是从互不相关的声音和表达方式中衍生出来的 。 泰勒应用了这种方法来分析19世纪岛那格尔（Donegal）的宗教记事（民间故事、杂志文章和赎 罪词），以更全面地理解对立的文化和社会事实及政体。
    最后，应当提到被民族志史学家成功运用的比较方法，他们以相同条件下有关文化和社会 规则的某种假设为基础，进行跨时间比较（强思1996）。在历史人类学家中间，埃里克·沃尔 夫在他的整个生涯中运用该方法于微观的（1957；库勒Cole和沃尔夫1974）和宏观的研究（198 2）。古迪（Goody）也运用该方法，对欧洲家庭和婚姻做了全面的研究。然而，克拉克（Clark） 应用的范围更为广泛，汉森（1989）提出（而不是刻意追求）一种思想：她对赞比亚家政服务的 研究有助于批判地理解美国的类似问题，最终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 有偿家政工作的地位。 生活史
    人类学历史方法的任何讨论都必须提到生活史。尽管生活史是一种口头的历史数据，但它 清楚而又广泛地记载了“一个人的生活，被人记录并相传，被人编辑并撰写，像是写一本他 的自传”（兰格尼斯196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