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历史田野的方法是由询问特殊问题来塑造的。雷那多·罗塞尔多（1980）主要依靠口 头历史，来探索菲律宾卢桑北部伊隆哥特猎头们战争文化的建构。布莱特（Brettell）（1986） 和奈廷（Netting）（1981）使用了残缺不全的记载，分别调查了一个葡萄牙村庄和一个瑞士山 区社区两、三个世纪的人口统计模式和亲属关系。科兹（Kertzer）（1984）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研究了过去整整三十年间意大利中部的家庭结构。萨林斯（1981，1985）把神话的分析和历史 资料的分析相并置，探讨对库克船长之死（于1779年被夏威夷土人杀害）所做的主客位解释之 区别。孔博纳（Bernard Cohn,1987,1996）在资料馆里做了毕生的田野工作，接触了大量的资 料来源（各种法规法典，统计明细表格，官方调查，其他已发表的报告，游记，报纸，管理 档案，以及博物馆展览细目等），这些文本可被解构以反映印度殖民社会的本质。最后，马 勒·帕沃斯（Marla Powers,1986）使用了传记的方法和生活史来记载奥格拉拉·萧克思（Ogla la Sioux）女人的生活变迁。
    在本章的最后，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些不同的历史方法。我开始讲资料来源，以及人类学家 怎 样使用资料来研究家族史，人口统计史和政治经济史。我特别注重应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 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方法之区别。随后，我讨论生活史和口头史。然后，我将简要谈及可 被用于历史人类学的其他来源和方法，特别是物质文化和影视表现。结尾时我将考虑民族志 田野工作与资料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把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这次讨论有两件事 十分明确：（1）来源，方法，分析模式，理论最终是不可分的；（2）只有通过考察历史人类学 家的作品才得以学习其研究策略与方法。查尔斯·笛利（Charles Tilly,1981）和泰德·斯高 泊（Theda Skocpol,1984:361）对于历史社会学所做的宣言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人类学：世上没 有一成不变的方法。
    资料性证据：评估的来源
    在民族志史研究的早期，像布鲁思·特利格（Bruce Trigger）一样的人类学家严厉地批评了 在 使用资料性证据时缺乏严谨的态度。“他们孤立地看待资料，全然不顾当时的场景，也不去 判断记录者的偏见和能力。其结果导致了资料使用过程中的傲慢与无知，职业历史学家对此 不屑一顾（1976：12）
    那么，怎样才能具有批评眼光地评估资料来源呢？皮特（Pitt）写过《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对于 历史资料来源的使用》（1972）一书，内容简明扼要，对于使用资料的介绍十分有用，尽管有 点陈旧。他猎涉了大量的资料--来自公众和官方的、宗教的、社会机构的，商业和公司的 来源，私人信件和数据银行--也猎涉了批评分析的方法。当人类学家涉险进入资料时，他 们必须了解和应用历史学家应用的同一评估标准来确认资料性证据的可靠性。该标准包括评 估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智力和语言能力；可能影响观察的态度；所有列入的和省略的内容； 针 对的读者、撰写的动机以及叙述的风格。
    然而，历史人类学家对于使用资料还有额外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通常是因为他们了解当 代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殖民境遇中的权利政治、以及局外人理解他文化之困难。大多数 历史人类学家在他们为之撰写历史的民族中间做过田野工作，他们的认识是来自于这种民族 志的知识，并以此来评价观察者（留下文字记载者）获得的某种文化理解。斯德特温特（Sturt evant）（1968:158）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历史学家在1944年写了关于森密诺尔（Semin ole）领导人寇库齐（Coacoochee）（野猫）于1837年穿过狭小的监狱窗户从奥古斯丁堡逃跑的事 件，他怀疑野猫用“药草根”减轻他的重量才从缝隙中挤出去的说法。斯德特温特认为，巫 术的知识和现代森密诺尔人的信仰使得人类学家会“接受这个细节为可靠的说法。”这里的 问 题不是关于药草根是否有上述的效力，而是关于一个特别的主位解释，对森密诺尔人来说是 正当的，因而亦是一种清楚的历史事实，可以作出不同的学术判断。
    民族志知识也可有助于评估可列举的资料来源。舒麦克（Shoemaker）（1992）提到了家庭历史 学 家面临的方法论问题，他们用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美洲土著的家庭结构。她还特别试图把土 著美洲人放入欧洲美洲人的模式，使用可列举的数据检验政府关于再安置和再组织政策是否 成功。翻译问题也是具有意义的，尤其是在处理关系的问题上。她争辩说，人口普查的数据 对于切诺基（Cherokee）可能比对于那瓦尤（Navajo）具有更高的质量，因为他们的英语程度更 好，更容易与欧洲式美洲文化相融合。
    对于文化模式的广泛理解亦能有助于资料来源的评估。这样，一个传教士讲述的关于南佛 罗里达卡鲁萨印第安人一个高级头领娶了他亲妹妹为妻的事情就是合理的，这对于全世界其 他分阶层的社会中的乱伦禁忌是个例外（斯德特温特，1968：458）。同样地，有关美洲土著 人（譬如伊罗各瓦斯）更丰富的民族志史的资料可以谨慎地用来贯穿另一个族群（譬如虎琅）不 太充分的数据（特利格1976）。
    最后，对于文化接触、文化征服和殖民主义作为历史过程之影响的充分理解才能够阻止误 解 释。奥贝塞克（1992：9）把斯里兰卡国康提市一个名叫沃尔夫的英国公务员的待遇（1907年英 国人充当地方首脑的角色之后）与英国1796年驻康提独立王国大使罗伯特·安朱的待遇相比 较，并通过比较做了一番描述。在第一个例子中，斯里兰卡人拜倒在沃尔夫的脚下；在第二 个例子中，安朱被要求下跪，他的随从人员都必须拜倒在国王的脚下。这种区别反映了历史 条件和权利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仪式生活和外来者的待遇。
    奥贝塞克从该问题转向分析如下问题：他认为人们不加鉴别地阅读了有关1779年夏威夷岛 上吉姆斯·库克船长之死的文本，那就是土著人思想的误解释。他从马歇尔·萨林斯的书《 历史隐喻》中摘了几个例子。荫林斯（1995）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严谨的回应。在他的《土 著人如何思考》一书的几篇附录中，他特别提到了他曾被指责忽视或误读了的特定来源。因 此，他就使用历史证据的问题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方法论问题。根据一位书评人的观点，该 书的历史证据“使其成为历史人类学方法论高级课程的上佳选择”（弗里德曼1997：262；保 罗夫斯非1997）。尽管他们的意见相左，但我认为，萨林斯和奥贝塞克在一般性的问题上会 达成一致，如果不是在具体问题上。（1）应该在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场景（历史资料产生于 其中）的情况下阅读历史资料。（2）我们必须不但要认定一个文本作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而且 要认定作为该文本的评判者我们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